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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中的李源澄之死

时间:2016/6/27 9:26:05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何蜀 点击:426
吴宓1957年7月3日日记中记载,“今晚闻豫(引者注: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

李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1907年7月生于四川省犍为县。曾师从蒙文通、廖季平、欧阳竞无、章太炎等人。1945年在灌县灵岩山自办灵岩书院。1947年去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及五华书院。1948年受梁漱溟之邀,到重庆北碚勉仁文学院做教务长和史学教授。1949年兼任重庆四川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解放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兼历史系教授。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因其身为民盟西南师范学院支部主任委员,首当其冲被打成“右派分子”,含冤负屈,疯病而死。在《吴宓日记续编》第三册(北京三联,2006)中,对他的遭难及不幸去世有一些令人感慨的记载。

吴宓1957年7月3日日记中记载,“今晚闻豫(引者注: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123页)萧华清是1925年即加入中共的老党员,这时是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此时民盟已被视为“章罗同盟”,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萧华清本也极可能被打成“右派”,只因其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有师生之谊,任白戈保护他过了“反右”关。对下属民盟支部负责人李源澄,萧华清自然不能不表示批判的态度以“划清界限”了。

7月22日,“今夕闻赖公言,昨遇委夫妇见告,澄已得疯疾,见委亦怒斥之曰:‘汝亦来打击我乎?’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135页)这里提到的“委”即李源澄之弟李源委,时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

8月10日,“宓细察此次定罪之径路及范围,要以全国各地章、罗之党羽、民盟之活动为主;故在西师,以澄为中心首犯……其他,除系主任报复私仇外,均未波及……只批判其思想之错误而已。”(148页)吴宓的这一判断是颇有见地的。从他日记中可知,李源澄当时并未像西师其他一些“右派”如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后死于劳改地)、陈东原(教育系教授)、罗容梓(教育系教授,后死于“文革”中)、孙铭勋(中文系教员,后死于大饥荒)那样有过激烈的“鸣放”言论。

9月23日,“夕访良,良述近日史系反右之内容,谓民盟有罪之人方互相斫杀,良亦已讦发……至若澄者,实一诚厚之人,并无大罪,仅以其所居职位,为以上诸民盟之人牵率而陷于罪戾,无法自白。党内领导亦尽知,而弗能为之开脱……”(180页)民主党派人士在政治运动中“互相斫杀”,其实只不过是中共党内斗争的投影而已。

9月29日,“上午8—9时委来,详述其兄澄之疯疾情形……”“按昔1951雪之疯也(引者注:指西师女职员张宗芬在镇反运动中被疑为“特务”而致疯),宓犹能挺身而出,为求医,治之愈,且护其儿,多方援助,不恤人言,不畏嫌疑(雪为反革命之妻)。今于交久谊深之澄,宓乃不敢至其家一探视,亦不能延蔡医为之诊治,足见今日法网之密,禁令之严,亦可见宓之衰老畏怯,见义无勇,自视实毫无人格,有生如死者矣。”(184页)

10月1日,上午的国庆节集会游行吴宓请了假,“濛濛细雨,至10时后始止。欲往访澄探病,复惧祸及,而止。拟先见敬,再见王院长述意,求准宓往劝说澄,一以探其病之真情,一以速其悔罪输诚云云。”(185页)这里提到的“敬”指西南师院教务长方敬(李源澄的一条罪名就是与代表共产党的方敬争夺领导权);“王院长”指学院副院长王逐萍,此二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重庆市委工作组定为“黑帮”抛出批判、打倒。

10月6日,吴宓晚上拜访“右派分子”曹慕樊,商谈是否可以去探视李源澄。吴宓日记中记载:“樊认为宓可往访澄。澄见宓必感慰,且得知外间情形,诸右派分子实况,其心可安,其气得舒,病必随之轻减。惟宓向敬或王院长商谈请命时,必须站稳立场,只说宓此行之目的,为(1)察知澄疯病之真伪,(2)劝诱澄速交代一切,俾学校早日了结澄案云云。方合。”(187页)

然而,吴宓始终没有去探视李源澄。是因为惧怕受到牵连?是向学院领导提出后未得同意?他的日记中没有记载。这成为他的一大痛悔之事。

1958年5月5日傍晚6时,吴宓参加历史系整风学习会归舍,李源澄之弟“委与妻熊家璧在舍坐候。两人泣述兄澄病殁情形。前此月余,学校由歌乐山市立精神病院召澄归,将作处理。此时澄已甚清醒,曾函上张院长认罪,并愿改造,勉作历史教师。在家扫地,劳动,读史书及新教本。五月二日,忽云不适。先请市中某中医,三日至本校卫生科就诊,立即舆送九医院,断为肝脏僵缩(已小如拳)之症,且谓其发已久。歌乐山病院只治疯疾,未作全部检查,是以致误,今只有1/10之生望,云云。四日下午三时二十五分殁。其时全身虚黄,口中流出血甚多,污染衣被。殁时长女知勉待侧。澄命知勉往见吴伯伯(宓)陈述一切。殁后,学校始由乡间(下放农村)召委归,给治丧费100元(两月未给右派薪矣)……葬于陈家山上北碚区公墓(100元尚剩六七元,当即交还学校)。委述时悲泪不止,盖虽畏威久不敢往见其兄,性本长厚人也。”(281—282页)

吴宓在日记中对李源澄之死写下了很长的一段感想:

“窃念澄之为学,素为宓所钦佩。惟有才而不能下人,喜独树一帜。故抗战以来,敭历各大学(浙大、川大、云南),参加或自办书院(民族文化、灵岩、五华、勉仁),牺牲个人之薪金地位,辛苦自营,不可不谓有志之士、特立而独行者。解放后,得为西师副教务长,并援引勉仁诸同事先后至西师安居授课,亦极能热心助友者。惟其人‘才太高,迹太近’,与本院王院长过从甚密,而与方教务长争权。宓早嫌其仕进之心太热,有为之念太重,但亦喜其在校能主张正学,扶植善类。不图澄仍以报效共产党、报效人民中国之诚心忠悃,锐志厉进,揽权怙位,多所主张,多所布划,多所接纳,正与其在勉仁之心与迹同。然在勉仁不慊于漱溟先生之重用门弟子,吾侪尚可以苏轼《贾谊论》规之;(宓未进此言),而在今共产党治下,则有如清初之贰臣,如陈之遴等,小则获罪遣戍,大则成吴三桂及耿精忠等,叛起而终于灭族。盖皆以柳下惠‘治亦进,乱亦进’之心与行,自不免于受祸。宓固早忧之,而以年来迹较疏,亦未能戒之也。及右派鸣放事起,澄遂被牵系,徒以身为西师民盟主任委员,不能自明,诸罪所归,谓为阴谋欲篡夺西师而自为院长云云。群议如此,窃意院长、党委未必信之。故始终未在校内公开 ‘斗争’澄。……惜澄之遽死也!虽然,澄刚性人,过刚则折,历届运动中,其受屈而自杀者,如席朝杰等,无一非刚直之人。儒佛之学,未能使澄外荣辱而小天地,身与境俱空,而更以忠心为共党之故,有屈原、贾生之痛,宜其以怨愤郁怒伤肝而死也。呜呼伤哉!顾以澄之性情,处今之境,早死实澄之福,况五十之年,与王静安先生自沉之寿五十一岁略等,亦可无所惜矣。”

吴宓又自责道:“自反右迄今,宓未敢一访澄,亦未通音问,澄遗命知勉谒宓,是知宓者。”吴宓当即告诉李源委:“今后决每月以人民币十元交付委收,为知勉学膳费。……又与委约,农假日,委来此,导宓上山祭澄墓。”(282—283页)

1958年5月26日吴宓日记中记载了“向党交心”小组会上同事就李源澄与他的关系对他提出的指责,“澄之死,由于澄不肯放下右派包袱,不早认罪以求自脱,而宓犹为之惜也——如其临终命知勉谒宓云云,宓所感如何?”吴宓也写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回答:“宓觉澄能知我,知我至少是一旧式无原则之好人,勉来谒宓必能助之,他人未必能助也。”(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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