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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研究西南联大?

时间:2016/6/27 9:22:48 来源: 作者:谢泳 点击:403
我最早决定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去过几次北京大学的南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设在那里。后来我还认识了当时在那里写校史的张源潜先生,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通讯联系。

 我最早决定把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研究专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去过几次北京大学的南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设在那里。后来我还认识了当时在那里写校史的张源潜先生,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通讯联系。
    那几年间,西南联大每年的校友纪念活动,我都作为旁观者参加,所以了解一点旧大学里受过教育的老先生的风采。其间我还到过两次昆明,专门收集材料。
    虽然时光只有十几年时间,但这十几年却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而过去那个时代没有电脑,关于西南联大的材料,还比较零乱,除了《清华大学校史资料》中的史料外,还没有一部成型的文献史料,所有的材料都要从头做起。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研究的专书,只有美国易社强的一本,我是在张源潜那里看到一个节译本,还有西南联大早期的史料《联大八年》以及台湾出版的《学府纪闻·西南联大》,此外就很难再找到相关的成型文献了。
    我研究西南联大的学术兴趣,来源于研究《观察》周刊。联大复员北上的时候,《观察》周刊发表了一篇通讯,对联大的成功有很好的总结,我就是受了这篇通讯的影响,决定研究西南联大。
    学术上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本来不错的题目,可是很难找到感兴趣的朋友一起来做。我第一篇关于西南联大的小文章是寄给《读书》杂志的,只有不到两千字的一篇小随笔。当时是《读书》的沈昌文时代,沈公非常认真,把我这篇小文章转给了曾在联大读书的汪子嵩先生,汪先生有专信给沈公,这篇小文章后来就刊出了。我本意是希望能有更多学术界的朋友来研究西南联大,但应者寥寥。当时想从西南联大发现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想法,一时很难明讲。那时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很少有人做,即使有人在做也大多在教育史的范围内,还没有扩展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层面上。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余开伟先生,执意要我出版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专书,可我只有十几篇相关论文,但余先生不管这些,最后印出了《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是一本小书,只印了不到两千册。但这是一本研究性的书,不是一般的叙述联大的历史,而是在联大的历史上,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命题,特别是关于联大的自由传统。比如“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叙永级学生的命运”、“费孝通与魁阁”、“大普集与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等学术命题,现在看来,虽然史料的丰富性还不很够,但在西南联大研究中注意到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可惜后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绝大多数还是偏重于重说联大的校史,真正的研究反而没有深入下去。近几年闻黎明先生、刘超先生的相关研究,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我的那本小册子,湖南文艺出版社没有支付稿费,只给了几百册书,我当时已感觉非常满意。逢人说项,到处送人,现在想找一本反而不容易了。
    西南联大最初叫“长沙临时大学”,创设的动议来自胡适和傅斯年他们。胡适本来也要去昆明,但因等待“战时征调”,没有去成。后来胡适给张伯苓、梅贻琦的信中曾说:“此时因政府颇有意把我充军到海外去,所以不能来,只好在此为两公及孟麟兄做一个驻京代理人。”1946年底,联大九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说:“我是客人,但不敢自外,因为如以九年计,也是创办人之一,且为倡组临时大学者。”
    人生有些经历,当时没有感觉,事后想起来却很有感慨。我写的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小册子,在联大建立六十年后,能在长沙出版,感觉非常欣慰,我要再次感谢长沙的余开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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