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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助教的讲稿:吴宓教“世界古代史”

时间:2016/6/27 9:13:43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仲丹 点击:316
吴宓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通人。他一生好学不倦,淹贯中西。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曾在南开图书馆找到一本介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学说的英文书《文明还是诸文明》,原是吴宓的藏书,书中有几处吴先生的批注。王先生读了后“深深佩服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王敦书:《贻书堂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687页)。可见吴先生的片言只语都值得我辈珍视。吴宓晚年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卜居重庆山城,生活并不顺遂,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膑足(批斗时被推倒,导致腿骨骨

  吴宓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通人。他一生好学不倦,淹贯中西。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会长)曾在南开图书馆找到一本介绍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学说的英文书《文明还是诸文明》,原是吴宓的藏书,书中有几处吴先生的批注。王先生读了后“深深佩服吴宓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渊博学识和敏锐眼光”(王敦书:《贻书堂文集》,中华书局,2003年,687页)。可见吴先生的片言只语都值得我辈珍视。

  吴宓晚年任教于西南师范学院,卜居重庆山城,生活并不顺遂,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膑足(批斗时被推倒,导致腿骨骨折)盲目(患白内障),备受折磨。他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时曾担任过世界古代史的教席,恰与笔者目前所授课程相同。他在教授这门课时曾遭逢颇多周折,既让人慨叹,也发人深思,亦可由此寻觅时代留下的曲折印迹。吴先生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本文所引的材料皆来自《吴宓日记续编》(北京三联,2006)。

  改行教世界古代史

  吴宓先生去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师任教,本是出于偶然。1949年4月,他入川准备去成都的四川大学,因战火弥漫被阻于重庆,先后在私立勉仁文学院和相辉学院任教。这些学校有的后来辗转并入了西南师范学院,吴先生也就随之成为西师教师队伍的一员。头两年,吴宓在外文系教他熟悉的“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等课程。不久随着“全盘苏化”,他也学起了俄文,后来外文系停掉英文专业,改为俄文系,学生全部学俄文,不再需要人教“英国文学史”了。1953年2月,吴宓遂改行去历史系教“世界古代史”。

  刚开始他教书还算顺利,课余时间就读一些参考书,如伯里(Bury)的希腊史等等。历史系的系主任孙培良对他也比较尊重,外出时还请他代理了一段时间的系主任。当上代系主任后,上午要去系里办公,处理一些琐碎事务。在6月30日政治学习时,吴宓发言,要求教师注意两点:一是要认识到学术的整体性;二是对学生要强调“教亦多术矣”,也就是教授方法有多种,不能让学生因喜爱甲老师的A方法,而讨厌乙老师的B方法。他似乎对后来的遭遇有点预感,担心以后的教学能否受欢迎。

吴宓所在的西南师大历史系教研组工作表 采自《吴宓日记续编》

  老教授遇上了新问题

  代理主任是暂时的,吴宓的正式职务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教学小组主任,每周要上几节历史系本科的“世界古代史”,而专科的“世界古代史”课程则由副教授陈济沧上。教学小组要组织活动,1953年11月24日,大家听了陈济沧的课,27日的例会上,助教孙甫儒称陈济沧课上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有错误,因为“(一)一切皆环境与习染造成,无所谓个人、英雄、天才、志向。(二)凡帝王皆凶恶之徒,只知用暴力诈术,无所谓理想和善意”。虽然矛头不是指向自己,吴宓还是感受到了年轻一辈的批判锋芒,于是退而表示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书籍材料提供给孙甫儒,由他来教“世界古代史”,这样或可两全其美。

  1955年4月16日的教学小组期中检查会上,孙甫儒再次发难,这次主要矛头指向了吴宓。“大致以沧(编者注:陈济沧)、宓未能每一段甚至每一句讲话,每一个名词,深思密造,用马列主义之立场观点,表现出阶级斗争之感情、精神。尤如宓讲希腊奴隶暴动一章,不细述其事实,只讲课本中之若干篇页,命学生自读。而教师不活泼表演,借此激发学生对奴隶之同情与对奴隶主之仇恨,可谓大失之矣。”吴宓面对指责,承认自己“学识材料丰实而政治思想浅薄”,所以“为国家计,为学校计,为本系学生计,最好教师各用所长而许其藏拙,合众美以成一全才”。“今后‘世界古代史’可由宓供给史籍真确材料,而由君运用、体会、酝酿、编造,而向学生讲出”。两天后,系里在期中教学检查总结报告中又提到了吴宓教学的缺点:阶级斗争观点立场不明,对阶级仇恨感情表现不足,如讲希腊奴隶制度,备列奴隶的数目和价格等,而未申说奴隶主剥削的残酷与奴隶反抗、起义的详情;以苏联学者的观点与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平列对举,不明是非;详列教材,搜罗丰富,而不知意义何在。这些缺点如不急图改正,将发展为反动思想与客观主义。吴宓赶紧说明,在课堂上他已讲过马列对希腊奴隶制的评论,至于奴隶的数目和价格只是补充材料,并非着重强调。

  老学究遇到了新问题。吴宓在政治正确性上总是跟不上趟。几天后他找到系主任,建议下学期的“世界古代史”由孙甫儒上,他专门从事研究,或改授别的课程。系主任不同意,说是年轻助教都急着要开课,请吴宓不必介意。

  面对批评,不能不做改进

  请辞不成,只能勉力把课上下去。他在上课时有时也会突发奇想,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在教希腊史时,他忽然想到柏拉图在写作《对话》时,已是希腊面临衰亡之世,“描叙苏格拉底之仪容风度与其学理词辩者,亦已在其师为雅典民主政府诬罔刑诛之后,自身漂流外国,逋逃奔窜之余。其所描述苏格拉底与友生春游夜宴,从容谈论之乐,岂非‘此曲只应天上有’之理想境界耶?此与《儒林外史》之‘泰伯祠名贤主祭’,固是同一笔法、同一意境者。至于柏拉图《语录》之内容,其精思至理,必待世已极衰大乱,人已身历浩劫、穷愁危苦之际,方能读之得益,方能深彻了解,方知其所言既高尚又切实,而读之不忍释手也。”(1955年4月30日日记)这一沟通中西的思绪感悟,他大概是不敢在课堂上讲的。

吴宓1956年日记之一页

  面对批评,吴宓不能不做改进。在5月9日的课上,他“教学生以撮取书中要点以作笔记之法。又续引马、恩、列之言二三条,口授学生笔录”。当天就有课代表来,称班上同学对老师最近的教法非常满意。系主任孙培良私下对吴宓也给予忠告,认为他要想斗胜孙甫儒辈而使学生信服,只有多引马列主义的语录。(5月22日日记)

  系主任传授秘诀

  暑假期间,吴宓知道下学期又要继续上“世界古代史”,不知道孙甫儒又会给他找什么麻烦,惴惴不安地去找系主任诉苦。孙培良觉得老先生真是太不通世故,只好坦诚地向他交底:事实上现在政府、学校、学生所要求的,正是像孙甫儒这样“仅读过二三汉译之苏联课本及参考书,但合乎马列主义之观点立场,便是好教师。而非博学通识,精读史籍原著以及通悉古今西洋文字语言之人。即王静安、梁任公、陈寅恪诸先生,在今亦必不见重。公应明知此情形。为公计,只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精通之后,出马列主义以与孙甫儒等相周旋,庶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而求胜之,此外无他途”。“且不止一孙甫儒,历史系、西南师范学院乃至全中国之教师与助教皆孙甫儒也,公安得而逃之?”吴宓听了这番话,心里凉了半截,“心益伤矣”。(8月9日日记)

  不久,配合吴宓上“世界古代史”的助教又增加了新近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的王兴运。在8月29日的教研组会议上,决定下学期的“世界古代史”由孙甫儒、王兴运、陈济沧三人分上,吴宓则转而承担“世界中世纪史”的辅导。之所以要“舍熟就生,避易取难,用心惟在脱去甫(编者注:孙甫儒)之攻诋与侵逼”。这一变动由系主任提出,当然也正中吴先生下怀。但高兴了没两天,孙主任又带来了坏消息:学校不同意,姚大非副院长决定“世界古代史”上学期仍由吴宓讲授,集体备课,讨论教材,共任辅导,下学期则于四人中选一人讲授。据说目的是要压压年轻助教的气焰。闻得消息,吴宓顿时感到“不得脱羁绊,职任繁重,讲授不能自由活泼”,日月与人争论,实在困苦。知道他难处的孙主任还是向他传授上课的秘诀:“初开讲时,决不可为题外之言。每句皆取自苏联译籍,更须多引证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之语句,并指明某章某节出处,则学生咸惊服,过数星期后,一切悉不费力矣。又用字造句,须迎合现今学生之习惯及标准。如‘王’则毋宁称曰‘军事领袖’不嫌其长,造句亦勿避欧化之冗长繁复。”(9月2日日记)

  上课成了背诵助教写的讲稿

  9月10日集体备课,吴宓读了一通讲稿,“诸君加以批判”。新来的王兴运发言积极,主要是说吴先生“初读马、恩、列、斯历史唯物主义之书,粗明大义,又欲言简而义明,故讲来不能词句妥帖且有疵谬。而诸君(编者注:指孙甫儒、王兴运等人)不但熟读各书,且曾备览最近译出杂志中苏联学者之争辩与论定,实在宓上”。最后决定第一节课由吴宓用王兴运的讲稿,总释历史唯物主义,第二节课可由吴照自己的讲稿讲原始社会。几天后,课上完,据孙甫儒了解,学生反映教学效果不佳。吴宓讲得太快,引证马、恩、列、斯之处太多,理论不易理解。吴宓动辄得咎,很不高兴,他在日记里回击道:上课成了“背诵”助教写的讲稿,怎能发挥教师的特长?(9月16日日记)

  备课的方式也奇。9月25日晚,先是王兴运来,审阅吴宓的讲稿,有所改正,再加入王讲稿中的两段。不一会,孙甫儒又来,吴再复述一遍讲课内容,又要改动、增加。孙主任称这种备课为“车轮战”。吴宓深以这样的上课方式为苦,第二天就向院方要求免去“世界古代史”大班主讲职务,转为辅导,甚至调走或退休也无妨。就在这天上课之后,两位助教提出吴先生“讲释‘古典的’一字字义有误,盖‘古典的’非Classical一字之对译,乃Antique或Ancient之对译”。这一词义探讨与理论无关,吴宓还多少有些了解,就辩解道:俄文“古代”一词固可作“希腊、罗马”解,而中文“古典的”一词则必为Classical之对译无疑。几天后院方的决定传来,不许他辞退,仍请他勉力担任主讲,课务由他主持决定,并将此意告知两位助教。两辈人之间的争执,暂时有所缓和。

  在助教与学生的夹击之下

  到期中教学检查时,王兴运又对吴宓的教学提出了尖锐批评:1.是否以历史唯物主义及阶级观点讲授?2.是否流露出资产阶级观点?3.是否拥护科学真理?4.对旧历史之批评如何?……吴宓则“诚恳”接受,表示自己马列主义所学有限,愧未能自见其缺陷,仍望诸同志多赐提出。(11月21日日记)

第二天,系主任又带来了学生对他上课所提的意见:无系统,重点不突出;罗列事实,而不加分析;无次序;还有上课只是照讲稿读。吴宓看后,感到悲愤莫名,顿时觉得“如上下两磨石夹碾我肉身,厄于二者之间,无所逃命”。想不上课院长不许;主张讲课内容要精简,两位助教又不许,“以 ‘提高教学质量’为词,必求详尽”。结果“以宓当此职任,心所不愿为,力又不能为,不亦苦哉!”

  11月24日的教研组主任会议上,吴宓表达了他的愤慨:“以宓本学期授课之内容及方法,不能自主,为甫、兴等所挟持,惟命是从,如大车之辕骡为三梢骡(编者注:在驾辕牲口前或两侧拉车的骡子。驾辕者称辕骡)强曳以乱驰,结果虽云咎由应得,亦未免代人受过。”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还另有感慨:“窃观连日史系各教研组期中检查情形,似当局有意鼓励彼年少而思想前进者来攻击我辈年老而博学笃旧之教授,恐又将促成一次代谢与淘汰也。”

  25日晚接着开教学检查会。王兴运依照事先写好的稿子做了长篇发言,详尽批评吴宓讲课的缺点。具体内容有九条,每条各举一例或数例,“详为磨勘而加以斥责,如法官之断狱,类严师之训蒙”,也就是说其态度犹如严师教训不长进的蒙童。刚开始,“宓听至不能忍处,曾以激切感愤之辞还报兴,或予以简短之批驳。”后来他忽然想起《大唐西域记》中的一句话:“群迷之中,无辩正论”,遂转而“默然聆兴畅说,近一小时”。

  到学期快结束时,四个教师分头准备“世界古代史”的口试题和标准答案。因是口试,150个学生考试花了好几天时间。1956年1月24日,有20名学生参加考试。最后为给某个学生的分数发生争执。吴宓说:我是主试人,总是让你们,这次你们就让让我吧。于是大家同意按吴宓的评判给学生“良”。吴先生总算做了回“主”。

  暂得安宁

  在新的学期,经过吴宓再三要求,院方终于同意由孙甫儒主讲“世界古代史”,他则当辅导,为主讲提供参考资料。2月19日,吴先生画了罗马城简图,又写了“罗马城发展简史”,供孙参考。不用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吴宓仿佛卸掉了千钧重担。“幸得本期不主讲‘世界古代史’,乐得休息游乐,自求旷达。”(1956年2月24日日记)

  不过这样的舒闲日子没过多久,吴宓就被调到西师中文系任教,等着他的是另外一些让他心绪依然不得安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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