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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次女赵新那:当年为西南联大师生献花

时间:2016/6/23 15:41:29 来源:人民网-教育频道 作者:申宁 清华大学 程玺 陈陆淼 点击:414
人民网昆明8月24日电 1938年4月28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最后一路步行团近300人抵达昆明时,四个前来欢迎的小女孩为他们送上了一个大大的花篮。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15岁、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次女赵新那。8月21日,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首都大学生采访团“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来到中南大学,登门拜访了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虽然赵新那老人并未在西南联大就读,但她的一生与西南联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父亲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

人民网昆明8月24日电 1938年4月28日,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最后一路步行团近300人抵达昆明时,四个前来欢迎的小女孩为他们送上了一个大大的花篮。其中一个小女孩就是当时只有15岁、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的次女赵新那。

8月21日,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首都大学生采访团“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来到中南大学,登门拜访了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

虽然赵新那老人并未在西南联大就读,但她的一生与西南联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的父亲赵元任先生,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现代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赵新那的爱人黄培云,是西南联大首届毕业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人。

为西南联大师生献花的小女孩得知我们采访团是“重走西南联大之路”,赵新那老人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那时候虽还是个学生,但由于日本侵华,记忆很深刻。” 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时分三路迁移:一路是经广州到香港,乘船到海防,经过滇越铁路到昆明;一路是从长沙经桂林、柳州、南宁到镇南关,到越南河内,经滇越铁路赴昆明;另一路就是后来被称为“湘滇黔旅行团”的步行团。 4月28日,为了迎接西南联大师生到达昆明,先期赶到昆明的赵元任率领同人在路边等候,赵新那的母亲杨步伟和几位学者的夫人则亲自编网篮,就地采来野花,做了一只庆祝迁移胜利的大花篮。“西南联大步行团进入昆明那天,刚好也庆祝清华大学校庆,我们在云南大学迎接他们,我和姐姐就是去献花篮的小女孩。”那一刻,西南联大师生的刚毅坚卓在少女的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

此后不久,赵新那就随父母一起远赴美国。若干年后,当她再次回到祖国后,又随丈夫一起定居长沙,而这里,正是西南联大的起点。

赵新那不仅和西南联大有过亲密接触,和清华大学的渊源更是久远。1925年,跟随父亲回国的赵新那才刚学会走路,当时赵元任先生在清华大学执教,她也成了清华幼稚园首批学生,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快乐的时光。几年前,清华大学校庆期间,赵新那还跟随爱人黄培云院士回到了清华园,黄院士的红色胸花上写着1938届,她则十分风趣地戴上了写有“1928届”的胸花。当得知采访团成员中有两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时,老人甚至有些调皮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学哦,是1928届校友!”

“最听话的女儿有三件事没听家里的”

“我从小就很听话,父亲母亲都觉得我是家里头最听话的,但是有几件事情没听他们的。第一个,找老伴是自己决定,俩人是私底下互相见面的。”赵新那与丈夫黄培云在美国相识,1945年成婚。提起丈夫,老人的语调轻快了许多:“他是清华的学生,我爸爸是清华的老师,清华师生经常会组织一些校友活动。特别是二战时候交通中断,当时滞留美国的很多留学生和教授都去我们家做客,他也来了,就这样认识的。”其实,大洋彼岸并不是二人的初见地,缘分还要追溯到数年前。1938年,在赵新那献花的西南联大步行团的队伍中,黄培云就是其中第五小分队的队长。谁能想到,数年之后,两人有缘在异国相逢,结发白首。

1945年,赵新那于美国大学毕业,待一年的工作合同期满,1946年便与黄培云一道回到祖国。当被问及回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时,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的简单。“我当初根本不想去!我爸爸这一辈子都没跟我发过脾气,就是1938年的那一次,因为我不肯去(美国)。我说在国难期间,我们在国内应该做点事情,不肯去。”但在当时,赵元任先生已经答应了去夏威夷教书,赵新那拗不过父亲,上火车后还大哭了一场。“我到了夏威夷那一年,不跟日本人讲话。”异国求学,苦等八年,只是没想到,1946年父女这一别,27年后才见面。回想那段时光,老人的语气里带着些许委屈,更多的是骄傲:“我心里从来没有想着不回来,而且我也成年了,22岁了,一旦有机会就会回来。”老人还一直在感慨,要是日本侵略军早一个月投降,自己1945年一毕业就回国了,也就不用给外国人打一年的工。

出生在美国的赵新那带着美国籍回国。有一天在大会上,她当众宣布要放弃美国籍,“我要当中国人!”“一个结婚,一个回国,一个国籍,最听话的女儿这三件事没听他们的。”老人笑的有些腼腆。

家国情怀历久弥坚

赵新那1923年出生于美国,赵元任先生1925年回清华大学任教,两岁的小新那一同回国。当时她并不会说中文,只会说法语,与家中保姆的交流都要倚靠赵先生做翻译。如今92岁高龄的她,声音洪亮,条理清楚,话语里都是浓浓的中国情,中国味,这其中又是如何转变的呢?“你不晓得我们小时候在上海,那受气不少,小孩子去公园爱玩打秋千,就打个秋千吧,管理员还把我们赶下来,外国孩子要打秋千,我们就得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在骂他,说把外国人都当成你的祖宗了。”

抗战爆发后,赵新那随父母来到长沙,由于年龄不够录取标准,赵新那只能就读于福湘女中,一所教会学校。“有一次上家政课,就听见玻璃一直在那里震,我经历过,知道那是飞机轰炸,可其他人还都不知道。在那次轰炸中,我一个同学的家人全部遇难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的侵略就在国人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连番的炮火轰炸,流血伤亡,断壁残垣满目疮痍的景象大大刺激了这个种子的萌发,年轻的赵新那也不例外,总想着为国家做一些事。“教会学校就希望我们别管外面的事。但年轻人,国难当头,哪能坐视不理。不管学校里怎么说,我们还是织手套啊,慰问啊,做这些力所能及的。”

“人家还问我,说我这小儿子,怎么不把他搞到国外去,其实他也挺喜欢呆在国内的。可以去国外转一圈,但要在国内安身,为中国人做事。父母、姐妹、儿子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有我的选择。 我回国去美国领事馆签字的时候,工作人员只跟我讲美国多好多好,中国那时候条件很差,很困难,但我没管,就是要回去。等了八年了,现在我可以自己做主了,那还能不回去?”

眼前这位亲切的老人,朝花夕拾,娓娓道来,时而莞尔,时而动情,淡淡述说着往昔,宛如一幅多彩的画。一个小时的采访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为了不打扰老人的休息,我们起身告辞,没想到老人却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大家连忙劝阻,她坚持道:“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只要有客人到来,一定要送客至门口。”同样的坚持,在进门时老人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厚厚的笔记本上签名,“这是我家的规矩,”她的儿子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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