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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乱世中的奇迹

时间:2016/6/22 11:17:40 来源:人民网 作者:xnldjt 点击:348
在一次校庆中,时人曾用对联描绘西南联大说:“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几十年后,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师生们的“长征”

西南联大起于忧患。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组织东部高校仓促内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乃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开学。因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师生们于1938年2月搬迁入滇。其中有200余位师生从湖南步行至昆明,行程数千里,被誉为“文军长征”。1938年4月,学校定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抗战胜利后,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复校北上;师范学院留在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在滇期间,西南联大还曾先后设蒙自分校和叙永分校。

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3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内部俊彦云集,巨擘济济。其中校内各院系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亦均为一线名流,如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商学院院长周炳琳、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等,皆一时之选。此外,校中的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沈从文、钱穆、金岳霖、吴有训、周培源、吴大猷、华罗庚、陈省身、陈岱孙、张奚若、潘光旦等也久负盛名。

如此“奢华”的师资阵容,更是培养了大批英才。西南联大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3300余人,涌现了众多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台湾“中研院”院士;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于敏6位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王汉斌、彭佩云则成为国家领导人。

三校原在平津,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组成西南联大后,更是偏安昆明,远离政治中心重庆。由此获得了高度的大学自治和充分的学术自由。在一次校庆中,时人曾用对联描绘西南联大说:“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几十年后,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在一次校庆中,时人曾用对联描绘西南联大说:“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意指三校各不相同的风气: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几十年后,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成就令国际瞩目

西南联大虽然物质条件极为困窘,但各系学人始终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进展和教育改革,办学水准和成绩亦举世瞩目。1939年,陈寅恪获选为首位牛津大学华籍讲座教授(未就任)。不久后,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休斯,亦不远万里到西南联大访学,并长时间地求教于陈寅恪的学生、当时年仅30来岁的少壮派教授邵循正。从剑桥大学来访的李约瑟,到中国后为西南联大极高的办学水准而惊异。西南联大不仅在中国学研究方面遥遥领先,数理、地学等学科也是全球瞩目。物理主要得益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基础,它曾是当时中国“最接近国际水平、最有望启渥未来大师的摇篮”,系中的吴有训、赵忠尧都曾作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果不其然,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即出自西南联大物理系。

西南联大教师中的青年才俊比比皆是。其中,清华“物理四杰”的林家翘出类拔萃。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又以头名成绩毕业,随即留校执教。其在学术上的表现,令许多名师都刮目相看。1939年,竞争最为惨烈的庚款留英考试举行,全国大批优秀青年都参与角逐,林家翘自然也在其中。物理学只有1 个名额,然而,林家翘、钱伟长和郭永怀三位西南联大的才俊,同时并列第一名。在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物理系教授周培源等人的极力举荐之下,三人均得以出洋深造。

1943年,周培源赴美访学并回到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此时钱学森(清华庚款生)、钱伟长、林家翘、郭永怀、傅承义等均在此学习或工作。这批中国人在学术上极为活跃。钱学森的导师、犹太人冯·卡门见此,亦极为惊喜,戏称:“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犹太人和中国人。”他为清华物理系卓越的办学水准而惊讶,并非常后悔当年访华时不曾专门访问清华物理系。截止1965年,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华裔人士有6位,其中4人曾在西南联大求学或任教,分别是陈省身、林家翘、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有一位是清华校友赵忠尧的爱徒吴健雄。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而其中,梅贻琦等人的贡献居功至伟。日后,新加坡南洋大学肇建时,在全球范围内遴选校长,其首选就是梅贻琦。

历史并未远去

民国时期,病乱腐败的政治、衰败萧条的经济和繁荣蓬勃的文化教育,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在乱世的中国,不可谓不是奇迹。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西南联大,已过去近70年。这一切都已成历史,然而历史并未远去。

犹记2007年10月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时的情景:当时有多位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更有数百联大校友参加。那次会议,笔者在现场亲见了许多巨公名流。整整8年过去了。当年与会的校友,许多都已物故;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也早已耄耋。彼时,西南联大纪念碑在清华刚刚落成;而今,纪念碑在小山坡上僻静一隅,少有人垂顾。西南联大依旧广为人知,但对更多的青年而言,它已被岁月风干成一个空洞的名词,一桩偶被提及的谈资。而曾真实地存在过的那个联大,其中多少故事、多少人物,都在岁月中随风而逝,被淡忘、被湮没。青史几多故事,红尘多少奇才,付于谁人说?

文化的繁荣,需要积淀、传承。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固然应继承,近代现代的许多探索,似亦并非毫无价值。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大学。在近代以来急遽的社会嬗变中,大学的内外生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较之民国时期的那些名校,我们今日的大学,似乎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一位英国著名学者曾断言:毫无疑问,20世纪前半叶,至少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全球学术水平最高的地方,除西欧北美,就是中国——的确,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共同体来说,这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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