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联大春秋 > 

抗战中的大学:西南联大曾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时间:2016/6/22 11:09:03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作者:xnldjt 点击:265
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01奇迹:抗战期间中国大学未被摧毁反发展壮大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史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某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

  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为了保存“读书种子”,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纷纷内迁。

  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且坚持到最后胜利,这确实是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但唯一差可比拟的,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

  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但未被占领;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因而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但因时间不长,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02 国家爱护人才 不赞成大学生到战场杀敌

  有一点值得注意,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对学问的敬重,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征召大批的大学生(更不要说教授)入伍。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面对各方激烈争议,教育部不为所动,认定:“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甚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至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浙大校长竺可桢,也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第一次大战时,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努力上进,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

  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但不做硬性规定,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参军人数834人,牺牲5人。实际上,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但总的来说,并非绝大牺牲。

  抗日战争中,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作为史家,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但同时我更想强调,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大学故事”。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

  03 联大“小长征” 有人用1年把实验用牲畜赶到后方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可除此之外,还牵涉一些别的问题,比如“故事”的传播与更生。就以“湘黔滇旅行团”为例,校歌里提到的“万里长征”,由北京、天津而暂住长沙,这一段不稀奇;第二年转赴蒙自、昆明,三路人马中,湘黔滇旅行团独领风骚。约三百名师生组成的旅行团,3500里长途跋涉,历时68天的“小长征”,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一再被提及,且作为联大精神的象征。

  此次“小长征”,影响了这三百旅行团成员,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性格。确实如美国学者易社强)所说,经由一遍遍的言说与书写,“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这次长征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跋涉之旅,此后是八年患难,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才能的象征;因此,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文化持续不辍的象征。”

  一个事件或人物,能否被后人追怀不已,除了自身的历史价值,还与有无动人的细节相关。中央大学濒临长江,内迁重庆最为顺畅,也最为便捷,本没什么好说的。可校长罗家伦很会讲故事,抓住一个细节,让你永志不忘。1937年10月底,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校长走后,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鹅、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经过千辛万苦,历时一年,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

  罗家伦1941年“于重庆警报声中”撰写《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称:“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这故事实在太动人了,以至于日后讲述抗战中的大学内迁,很难遗漏中央大学。

  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也是因为有大量的细节,才显得如此丰满,且神采奕奕。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顺便做社会调查及文化考察,甚至还留下了《西南三千五百里》(钱能欣)、《西南采风录》(刘兆吉编)这样的作品。

  此外,像抄录玉屏县县长刘开彝具名的布告,沿途拍摄各种照片,以及围绕闻一多教授的一系列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湘黔滇旅行团之所以不朽的重要原因。

  04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已达世界水平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学术研究,照样有很好的业绩。尤其是人文学,不仅未受缺少实验设备的影响,甚至更因战火而激发了学者的潜能与情怀。谢幼伟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称:“在烽火满天,四郊多垒之际来谈哲学,这是中国哲人的常事,也是中国哲人的本色。”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

  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

  不同专业的学者,受战争影响深浅不一。讲课没问题,若需要精密仪器配合的,则不免捉襟见肘。联大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谈及,其如何请北大校方在岗头村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三棱镜等放在木制的架子上,拼凑成一个最原始的分光仪,试着做一些拉曼效应工作。“我想,在20世纪,在任何实验室,不会找到一个仅靠一个三棱镜,并且是用一个简陋木架做成的分光仪。”[64]靠如此简略的仪器做实验,写论文,实在太难为教授们了。

  这里涉及对西南联大学术水平及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谈及:“总之,联大理工方面,尤以数理,最能发扬光大战前三校优良学风。我多年来和科学界老朋友忆往的积累印象是:当年联大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联大学生杨振宁、李政道赴美深造,日后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截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出版的1996年,联大教师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69人,学生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0人,合计149人[66]。单凭这些数字,人们也有理由对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充满信心。更何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信誓旦旦地说:“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05 联大学术高产原因:将悲愤转化成动力

  作为后来者,我们往往只看见著述,而未能真切体会前辈那“压在纸背的心情”。冯友兰曾提及联大教授为何埋头著述:

  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至于谦谦君子汤用彤的讲课,同样蕴涵着时代的忧愤:“汤先生也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内心隐藏着对专制腐败统治的极度不满,但却与感时忧世低徊吟咏的诗人不同,有哲人的气质,寓悲愤于超逸之中。这一点,在讲授魏晋玄学一课中不时流露出来。对于魏晋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推崇王弼、郭象,更欣赏僧肇。但对当时社会的实际影响,他却强调阮籍、嵇康,指出他们才是魏晋名士风流的代表人物。”

  关于联大师生为何格外关注中古时代的思想及文章,我曾有过如此表述:“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可以这么说,所学专业有别,可那个时代的联大师生,全都是“有情怀的”。

  05杨振宁:西南联大老师态度比美国的还要好

  因主客观各方面原因,没有能力扩大研究生教育的西南联大,选择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这是明智之举。原本是缺憾,可扬长避短,反而成就了西南联大的名声——因为,本科教学乃大学之本,除了具体的专业传授,还有精神气度的熏陶,影响更为深远。而本科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又远在博士生之上。这就难怪,半个多世纪后的西南联大,被年迈的校友们越说越好,越说越伟大。

  杨振宁之表彰西南联大,也主要集中在本科教学,尤其是学生的基础知识如何扎实:“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

  回到巡捕房之后,武器和弹药当然也都要上交,这时候总是会有危险的事发生。华捕以为自己的枪里没有子弹,然后随意地扣动扳机确认。结果可想而知,就是值班室里回响着巨大的开火声,所有的巡捕四散躲避。

  多年后接受采访,杨振宁说得更明确:“当时,西南联大老师中有学问的人很多,而同时他们对于教书的态度非常认真。……(不只是联大,浙大也好,中央大学也好,华西大学也好)这些学校的教师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这个结果是一个好的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学到很瓷实的知识、学到很深入的知识、学到很广的知识。”

  与今日中国大学拼命发展研究院不同,西南联大真正得意之处在本科教学。这些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日后因缘际会,或出国继续深造,或在实践中自己探索,逐渐成为一代名家——这或许是西南联大留给我们的最为深刻的教诲

------分隔线----------------------------
栏目列表
推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