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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辞退狂人刘文典

时间:2016/6/21 11:46:22 来源:狂人刘文典 作者:章玉政 点击:385
本书为国内第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刘文典是一位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学大师,他“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模样。他师承刘师培、章太炎,结交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

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近年来,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说一个个学贯中西的泰斗、大师,以及名扬天下的联大学生,即便是一些当年联大附属中学的学生也成为回忆的对象。然而,在数以千计的文章中,却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

昆明的生活,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物价的飞涨,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以,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

说起来也是祸不单行,他的两个兄弟,也是这时先后在湘西病故,母亲也逝世于故里。可想而知,失去亲人是悲痛的,而无力营葬更让人痛苦。用刘文典的话说,这些年真是“贫病交迫”,“可谓备尝艰苦矣”。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旧诗消磨时光,后来竟发展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于是来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来人还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才能敢来,地方富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就这样,刘文典在盐商派人的护送下,于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虽然当时教授的薪水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吃穿,虽然也有人开始自谋兼差职业,这些人们都能够接受。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了生活居然向盘剥劳苦民众的盐商弯腰,而吸鸦片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此外,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五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

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坚定怀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

这年5月,按往常惯例开始给各教师续发聘书。聘书发送前,学校没有与闻一多联系,迳直把聘书寄了出去。闻一多本来就不满刘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书无疑火上浇油。他立刻给刘文典写了封信,声称即使发了聘书,也要收回。闻一多也是个火性子,带着怒气的信里,出现了“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等讽刺之语。

闻一多发信之前,曾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责任所在,他也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更难为人师表。在教育独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较大的发言权,聘任教师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师当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倾向。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

解聘教师,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件小事,况且解聘的刘文典还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难想象有些人替刘讲情,王力就曾这此找过闻一多。王力在一篇回忆中说:“系里一位老教授应普洱某土司的邀请为他做寿文,一去半年不返校。闻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京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接到闻一多的信时,认为这不过是“半官式信”,倚老卖老的性格使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给闻回信。不过,刘文典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

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7月下旬,刘文典从一位朋友来信中获得“有更进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针毡。他认为自己“并无大过”,只是“徒因道途险远,登涉艰难,未能早日返校”罢了。不过,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这封信是通过罗常培转到梅贻琦的,信中写到:
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迳以奉询究竟。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案:罗常培)先生转来尊函敬悉,X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X,藉颂
X祺不一 梅贻琦 九、十一

(X表示阙字)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这大概就是有关联大回忆中极少涉及刘文典的原因吧。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经济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

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后,被云南大学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全国解放后,他评为一级教授,并被邀请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属于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岁。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不过,闻一多并不知道刘文典普洱之行,还有另一个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下地党员和进步青年。

刘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将昆明各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当时,联大转移出去的学生有100多人,其中吴显钺、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于磨黑中学,吴显钺还担任了磨黑中学的校长。因为这层关系,不久萧荻、许冀闽、郑道津等联大同学也疏散到这里,在磨黑中学教书。

疏散到磨黑的联大同学,认真执行中共关于在蒋管区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刻苦教学,培养学生,联络士绅,因而很快赢得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好评,站稳脚跟。这就为后来联大黄平、陈盛年、钱宏、卢华泽、秦光荣、于产、刘波、曾庆华、曾庆铃、茅於宽等同学来此任教,并为后来将磨黑中学办成进步力量的一个重要据点打下了基础。

磨黑中学的董事长,就是请刘文典去普洱的大盐商张希孟。这个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势力,但与国民党地方党部有矛盾。疏散到那里的联大同学很重视对其进行统战宣传,曾向其介绍世界形势和抗日战争形势,推荐阅读《大众哲学》、《西行漫记》、《新华日报》等。

这时,想附庸风雅张希孟正在找人为其母撰墓志铭,于是提出请联大同学介绍一位有名的教授来此,同时以壮自己的声势。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刘文典。刘文典到磨黑,有优厚的报酬,每天除教张希孟一两个字外,没有更多的事。但是,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这内情,不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刘文典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清华门生《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先生上课也很有个性。讲到得意处,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才下课,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1932年夏,刘文典以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身份请陈寅恪拟国文试题,陈除出了“梦游清华园记”的作文题外,还出了对联题,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让久违了对对子的学生们多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吴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在底下窃笑。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刘治《庄子》,作《庄子补正》,尝谓:“古今懂庄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只吃鲜桃一口”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认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能苟同,就唱“对台戏”。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淑”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于是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从此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了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遂要求老师解释。刘文典听后大笑不已,说自己在乡下看书时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会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有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起了盘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于是随手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期间,在给次子刘平章的复信中称呼其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原来,开会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讽刺溺爱子女社会现象的漫画。画面上,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此时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讨生活费的来信,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他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还把鸦片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为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页)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
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适的信中,刘文典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页)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有关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都布满了他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1927年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时刘文典与蒋介石不合,刘文典曾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他又曾指着蒋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下腹上。被蒋介石下令关押了七天,最后由蔡元培、陈立夫等人求情才释放[3]。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曾写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抗日战争期间,滞留北平。1938年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刘文典恃才傲物,轻视文学,曾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4],因此看不起沈从文(据汪曾祺回忆,刘文典之所以看不起沈从文,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反对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而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又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有一次日机警报,沈从文与刘文典擦肩而过,刘文典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后来刘文典因嗜鸦片,遭联大解聘。

1939年出版《庄子补正》10卷。陈寅恪为此书作序。刘文典口出狂言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后来一直待在云南大学执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

《庄子补正》
《淮南鸿烈集解》
《三余札记》
《说苑斛补》
《进化与人生》
《进化论讲话》
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章玉政:《一代国学大师刘文典》,载《今日安徽》,2008年第4期。
 

鲁迅和刘文典并无过节

刘绍义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学大师”。要说鲁迅和刘文典的关系,还是应该先从刘文典在学生面前谈到鲁迅时,伸的那个小手指说起。

  1938年,刘文典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上课时,谈到他和鲁迅在东京师从章太炎学《说字》时,曾伸了一下小手指。正是这个细微的动作,让他在建国后的高校整顿工作中受到冲击。有人借毛泽东“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句话,向刘文典发难,说他从心理上轻蔑鲁迅,在人格上污蔑鲁迅。

  按刘文典当时的解释,伸大拇指是指年纪大,伸小手指是说鲁迅在同学中最年轻最有为。这当然是搪塞之词。事实上,在他们那批留日学生中,诸如钱玄同、周作人、徐寿棠等,鲁迅并非最小,至少他比刘文典大、比周作人大。这话虽是借口,但要说人格侮辱根本沾不上边。虽然鲁迅、刘文典性格都很清高孤傲,但他们之间并无过节。相反,鲁迅对刘文典似乎颇为欣赏。如鲁迅在1931年12月11日发表在《十字街头》第1期上的杂文《知难行难》,就对刘文典骂蒋介石之事给予了充分肯定。“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文中的老同乡、旧同事、博士是指刘文典的安徽老乡胡适。文中所涉之事,是蒋介石到安徽大学视察,校长刘文典不但没称他“主席”,还骂他是“新军阀”。盛怒之下的蒋介石扇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刘文典也不示弱,冲上去飞起一脚踢在了蒋介石的肚子上,疼得蒋脸上直冒汗。刘文典按《治安条例》被关了七天,并被蒋介石命令“滚出安徽”,但他很快就被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为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有人说蒋介石一生就宽待了两个人,一个是武将张学良,一个是文人刘文典,这话多少有点道理。

  刘文典听过鲁迅的讲课,对其学识非常佩服。鲁迅在与刘文典的几次长谈中,对其有关《昭明文选》的看法也很赞赏。两人共同的学生李秉中结婚时,他们坐在一起谈得格外开心。鲁迅在自己的著述中,曾5次提到过刘文典。其中《鲁迅日记》3次,《鲁迅致许广平的书简》1次,还有1次就是刚才说的收录在《二心集》中的杂文《知难行难》。

  估计,刘文典当时伸小手指的原因,可能一是像曹丕说的“文人相轻”,二是鲁迅在东京学《说字》时成绩不是很好,刘文典在说到鲁迅的成绩时,很自然地伸了一下小手指。来源YNET.com)


刘文典(1)

“革命元勋,国学泰斗”章太炎是个怪人,也是颗福星。他大部分弟子都跟着乃师很沾了一些光。不过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人多少年里一直在走背运,这就是刘文典(叔雅)。他原在陈独秀麾下教书,后来陈独秀走了,北方的军阀来了。世道一变,他就走了。

那时候“北伐”功成,南方气象一新,诸省皆大兴办学之风。安徽也办大学,叫安徽大学。那时省会在安庆,安大也就设在安庆。安徽的大学当然要请安徽人做校长,可是他们不敢请陈独秀,又请不来胡适之,就请来了姚永朴、丁绪贤们,其中就有刘文典。刘做的是文学院筹备主任,代行校长职权。他虽是个读书人,办学却很有一套,相帮着就请来了许多名人,学校就很是有些样子了。唯一让人不放心的是当时学潮太盛,学生们动辄罢课,当局极为敏感,这让刘文典很是为难。是时,有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某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当晚,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王某因此得救,对刘感恩不已。对于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行径,刘极为愤慨,顶撞道:“大学不是衙门!”这句名言不胫而走。

这时,蒋介石刚在南京坐稳,于是莅临各地视察工作。安庆离南京和武汉都实在不远,又岂能不去“亲自指导”?于是和有关方面打过招呼后,他就兴冲冲地往安庆去了。那时,安庆刚闹过学潮,影响很不小,安大当然尤其有份。于是蒋介石在安庆时,特地指名要视察安大,可是校方几次都拒绝蒋的“训话”。有人说,这不太好吧。刘文典就说:“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几经折腾,蒋终于如愿。可是,到安大一看:学校冷冷清清,毫无生气,只有几个瘦骨伶仃、土里土气的仆役旁若无人地洒扫着、劳作着。此地竟完全没有预想中的“热烈欢迎”的场面。蒋介石风风火火多少年,何曾受过这样的冷场!更何况是在这么个小地方,这么个小学校!念及此,蒋介石大为光火。顺手招呼个员工,恨恨地说:“来人,把你们校长找来!”

不多时,一位瘦骨伶仃的瘦子过来了。来者一袭长衫,破旧不堪,油迹斑斑。扣子也两扣三不扣的,衣服实在是邋遢潦倒得不成样子。娘希匹,就这鸟样子,也配当校长?素来讲究仪容的蒋介石很是光火,就问:“你就是刘文典?”

来者不以为然地说:“你就是蒋介石?”

对方大怒,训斥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大声反驳起来,于是大吵,大闹,没完没了。这个说你学风不整是学阀,那个说你是新军阀!刘文典还说:“你是带兵打仗的,把军队管好就行,大学里是我校长说了算!”结果,蒋介石大怒,大手一挥,刘文典就被送进大牢。

刘氏入狱,全国呼吁一片,四处声援。刘氏家人急得团团转,实在走投无路了,只好到南京去求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一班人。他们都是刘文典在北大时的老领导,有话好说。蔡元培等立即求情,分别致电蒋介石,好话说了一箩筐。

经过各方艰苦努力,这个瘦子总算是活着出来了,条件是“即日离皖”。刘文典满腹怨气,他就是受不得这口气。直迄后来,他还得意地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他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他也不敢动手打我。”

但无论如何,他是在那边呆不下去了,或许只得再度北上。北方好歹有阎锡山,有冯玉祥,有张学良,封疆大吏,割据自雄,国民党鞭长莫及,那儿的空气是要宜人一些的。说来也巧,这时原蒋介石的秘书罗家伦正在清华做校长,立即邀刘文典北上。几经诚邀,刘文典终于北上,落户清华园。他开始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过日子,做学问。

然而,不管怎么说,经此一役,刘文典确实是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志气,也打出了名气,他开始大大地有名了。从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个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乃师章太炎闻之颇为高兴。(这师徒二人真是大有意思,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他的老师做过孙中山秘书,他也做过孙中山秘书;他的老师怒斥过袁世凯,他也顶撞过蒋介石;他的老师先是搞政治,而后做学问,他也如此。)章老先生大悦,赠联一副,曰:“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他的同门鲁迅也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这“博士”当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刘文典是名人,来了清华还是名人。很多学生都想见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刘教授。开学了,上课了,课表上排的是刘文典大教授的课。许多人慕名而来,早早地在那儿候着了。门口一阵声响,进来的却是个穿得脏乎乎的半旧长衫的又干又瘦的小老头儿,憔悴得可怕。他和大街上要饭的并无两样,全不像一般清华教授那样的洋气潇洒。那瘦骨伶仃的样子,亦全无壮年人模样。——这小老头儿,就是刘文典吗?这就是顶撞蒋介石的大名人么?他们打退堂鼓,许多慕名者已经预先准备好失望了。等他一开讲,众人才确信原来这果然就是那位和蒋顶撞的刘某人。

此人毕竟是名门之后,家学渊源。留学日本几年下来,他已然通晓英、德、日、梵、波斯等多种文字。刘文典和他早年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一个样,有一肚子好学问,也有一肚子大脾气,而且其貌素来不扬: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面色黧黑,目光浑浊,嘴上似叼着一支永不熄灭的香烟。当年在北大如此,到了清华,还是如此。

课堂上,他的声音总是尖锐而无力,如饥鼠寒猿。因为体弱,他总是坐着上课,双眼半眯,而后开口。然而,他一开口,就让学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学生们惊异得宛若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除了击掌嗟叹外,已经不敢置一词。正是这瘦骨伶仃的人,成了清华园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有时候,他彻夜用功,第二日上课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但学生们却因此更加钦佩他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儿子也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后来,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性命。刘文典大恸。自此颓废不已,沾上了烟土。饶是如此,他仍在吞云吐雾之余继续用功。为了让国人了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了解日本的文化背景,他彻夜译书。书是一章章弄出来,人却一日日瘦下去。当他翌晨出现在课堂时,已然步履凌乱。“诸位,很抱歉,我已经没力气再说话了。”他歉然道。学生闻之一惊,知道缘由后立即谅解了他,而且当堂鼓起掌来,掌声雷动。

在清华园里,他总是拖着一件破旧的及地长衫,像小脚女人一般挪动着小碎步,若有所思的样子。他极少开口,非得遇见熟人,他才轻轻哼一句。

刘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学的,和很多同侪一样,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新文学,自然也瞧不起白话文作家。他很少说话,但讲起《圆圆曲》、《典论·论文》,如数家珍一般,旁征博引。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轻视作家的情绪。

他的爱好之一,就是骂人,而且颇为刻薄。当人们问到他对某某作家的看法时,他总是撇撇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敷衍一阵,最后却总要说一句:“文学创作不等于学术研究的能力!”然而很“不幸”的是,他不是在北大国文系,而是在清华国文系。那时候的清华国文系是最新潮的,内中多的是白话文作家,除了闻一多,还有朱自清,当然更有杨振声、俞平伯。这让刘文典很是恼火。还好有个杨树达,更有个陈寅恪,可以让他刘某人平一平怒气。

到了西南联大,还是财大气粗的清华来当家。联大国文系也就成了清华国文系血脉的延续,当然也仍然是很新派的。自此,白话文的作家是一个接一个地过来了。原有的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不算,还来了陈梦家、李广田,最让他来气的是还来了个沈从文。刘文典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公然讲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他甚至不顾场合地奚落沈从文。有一次,警报一响,大家一窝蜂地往外跑,刘文典当然也跑,跑不多远,他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这时,他扭头一看,发现那个他素所藐视的“乡下人”(沈从文)跑得比谁都快,立即就恼火了,顾不得自己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这么个人,还跑什么跑?”后来沈从文升教授的时候,刘文典还是老大不情愿,说:“我是他的老师,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那我应该做什么!”

 

  

刘文典长期潜心研究《庄子》。一九三九年上,他推出了十卷本《庄子补正》,轰动了学术界。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地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以陈寅恪当时泰山北斗的地位,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刘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场合毫不掩饰地宣称:“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某人,其余半个……”其余半个呢?这就不好说了。

除过讲《庄子》,刘文典讲《红楼梦》亦是一绝。有一次,吴宓要讲《红楼梦》,刘文典也就近找了个教室,对着讲《红楼梦》,和他唱对台戏。

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下面除了有百十号学生,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后,此人在日记中写道:“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此人就是当年清华国学院的主任吴宓。尔后,吴宓日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讲《红楼梦》。”要知道,刘文典可是他吴宓的对头呵。

确乎如此。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课堂上,刘文典时有妙语。他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诸生不明所指,他解释说:“观”乃多多观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讲究音韵,“菩萨”,则是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诸生恍然大悟。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此情此境,此人此事,俨然是魏晋之遗风。魏晋风流,此之谓也。

其实,刘文典性情枯涩,除了读书治学,他只爱好一口云腿(云南火腿),一个云土(云南烟土),人称“二云居士”。清华迁到云南后,当地盛产的云土,实在是让人们饱了口福。怎奈当时教书匠实在是穷,饥不择食。有一次,他实在是穷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边境的地方给一个生意人做笔杆子,为其母撰墓志。在那里吞云吐雾了四个月之后,他才带着进账的五十两银子回到学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闻一多逮个正着。闻、刘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这可好,回来就让刘某人下岗了。

刘也着实不客气,大闹起来。陈寅恪也帮着说情,无果。刘遂卷了铺盖搬到云南大学去了。“联大”解散时,闻一多遽然下世,他刘文典还活着。别人都回清华、回北大、回南开去了,独他一人还窝在昆明。料不成,这一窝,他往后就要在这里打发余生了。

建国后,在领导的关怀下,刘文典成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位一级教授之一,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全国大禁鸦片,可人们却异常宽容地允许了刘文典的这一口爱好。后来,为响应政府号召,老汉终于摔掉了那根大烟枪。他开始改抽“大重九”。此物当时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还抽得风风火火。不少学生趁机揩油,一边和他搭讪,一边就摸他一根烟。他瞥见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为意。他依然是那个受人拥戴的刘文典,直到去世。

 

 

刘文典的故事自此完竣。不过历史在此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全国解放的那年夏天,云南大学文史系特邀“国宝级教授”刘文典演讲。他讲的不再是《庄子》,不再是《红楼梦》,而是鲁迅,题目乃是《关于鲁迅》,这是他首次公开谈鲁迅。

他说当年他和鲁迅都是章太炎的学生,同在北大文科教书,同为《新青年》写稿。最初“虽然常常见面,但是很少往来”。有一次,刘文典刚好经过鲁迅的教室,于是便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一听就听了两个小时。于此,他发现鲁迅对西洋的文学、艺术以及中国所谓的“旧学”都是十分渊博的,“从那天以后,我就开始佩服他,崇拜他。”当然,这种“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对鲁迅学识的赞赏。至于其人格的伟大,他“那时还没有发现”。用他的口头禅说,就是没有做到“十二万分地崇拜”。

此次演讲为时约两小时,听者挤满了教室,欢声不断,笑语连天。刘文典自我感觉极好。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翌日云南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当地报纸先后发表了二十七篇“讨伐”刘文典的“战斗檄文”。

后来,全国思想改造进入高潮时,有人就当面责问刘文典:“你为什么污辱鲁迅?”刘文典理直气壮地说:“绝无此事。”揭发者说:“二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联大讲课时,公然用小指比喻鲁迅,是何居心?”刘至此才想起一件当年往事:有次上课时,他偶尔谈及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跟章太炎学《说文解字》,于是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他一举手伸出了小指,仅此而已。没想到当年的一个小动作今朝居然成了把柄。

刘文典遂坦然一笑,说:“用小指比鲁迅确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国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在我们同窗中最年轻有为,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你误解我了,你尊敬鲁迅,要好好学习鲁迅的著作。”此话一出,揭发者无词置辩。

这已是往事,按下不表。

很赶巧的是,之后的某一年,章门弟子周作人也谈到了他这位同门。周作人在他著名的《知堂回想录》里提到了刘文典,说:

 

他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在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而有余力了。

 

可惜,这时候,刘文典已不在凡间了。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忆

 

一大早晨,管理员揉着睡眼,和往常一样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门开后,书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对方只淡淡一笑,说:“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员也开始认得他了。

——这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前尘琐事。年深月久,早已被如水的时光所湮没。不过,略谙掌故的人们,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所谓“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早已门庭寥落。便是在他曾生活过的园子,知其大名的人也已不多了。

然而,如果说有谁能真正与老清华文科共始终,有谁能最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朱自清、闻一多,不是陈寅恪、冯友兰,甚至也不是吴宓、潘光旦,当然更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负文才。大学时期,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聪慧脱颖而出。他那令人惊羡的国文、外文和诗文,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吴宓的宝爱。毕业后,因着吴宓的引荐,他来到了清华国学院,与陈寅恪对门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岁轻轻的后生,要胜任一代大师的助教,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既要协助陈寅恪教学研究,又要研习东方学,还要辅佐吴宓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务。于是,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他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于后来他与冯友兰赴欧游学时,一路与西人谈笑自如。这不曾放洋的小讲师那娴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自叹弗如。

那些年,北院九号的那盏灯,总是与十四号的灯光隐然呼应,每每要在凌晨二三点才停歇。这正好就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猫和飞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时照亮的还有灯的主人那特别的成才之路。他初则从吴宓治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习东方学,后又转入王国维所倾力的中国文史研究。几年之后,浦江清功力大进,终于将三巨头的心法集于一身。百年来的中国,在上述各领域都能手如云,但能够一身三任、进退裕如者,则寥若晨星。浦江清便是其一。

浦江清虽用功极勤,下笔有神,但治学却极为谨严,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在十二年内,他的论文只有区区两篇。数量虽少,质量却奇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均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宾服不止,特地跑来祝贺。此文开始奠定了浦江清的学界地位。很快,他那“文史并进、博览无涯”的名气,便在学界不胫而走。其实,他不仅国文好、洋文好,而且诗词俱佳、棋牌在行、曲艺精工,甚至数理、天文也无所不通。日后,浦江清久经酝酿,又推出了著名长文《词的讲解》。文章一出,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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