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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校友访谈录

时间:2016/6/20 10:45:28 来源:中国论文网 作者:刘萍 点击:1120
对我国著名生态学家、北京大学陈昌笃教授教育经历的访谈,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育的严格、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等教育特点,以及1946年回迁平津复校的辗转历程。战时条件虽举步维艰,老一辈学者求学奋斗振兴国家之心始终不变,他们的受教育之路,也映射了民国以来我国教育的史实和变迁。


  抗日战争打了八年,西南联大也存在了八年,期间汇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著名高等学府,并已形成现代意义上完整的大学教育制度。西南联大所取得的教育成就,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成为一个奇迹。西南联大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于1938年5月4日合并而成,抗战结束后于1946年5月4日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平津复校。西南联大的实际管理者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他从1931年起执掌清华,实行“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一举奠定了清华的治校风格,1946年清华大学回迁北京复校后依然延续西南联大之风。 
  陈昌笃先生是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生态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国景观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陈先生1927年出生于湖南省新宁县,1939年起在湖南新宁县楚南中学就读初中,1942年起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附中就读高中,1945年就读西南联大本科,1946起在清华大学地学系学习,1950-1953年在中科院植物所攻读植物生态学研究生,1957-1959年和1981-1982年期间分别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行访问研究。选择访谈陈昌笃先生,缘起于他有西南联大和清华的教育背景。他的求学之路恰好经历了西南联大师生穿越大半个中国,一路辗转,历经艰辛,回迁平津故园复校的最后时期,而后又在清华继续学业。 
  陈昌笃先生高中就读的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附中和他打算高中毕业后投考的国立师范学院,都是创建于抗日烽火弥漫之际的重要战时学校。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由教育家廖世承先生于1938年创立,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开各省独立师范学院之先声。廖先生任事之初,以“教师为学校之命脉”,遍邀贤达来此任教,学校聚集了很多知名学者及外省名师,包括一些原清华北大的老师,如著名古文学家、文史专家钱基博先生也应邀前往蓝田任国文系主任,钱先生之子钱钟书也曾在该校任英文系主任。偏僻的蓝田小镇由于师范学院的建立,竟使得“读书本为空白的小镇,在学校停驻的那几年,居然能在书店买到朱光潜和林语堂的书,甚至哥伦比亚大学也要与它交换图书资料①。国师附中则是1940年廖世承先生呈请国民政府中央教育部创立的。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朱有瓛为附中主任。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附中随国立师范学院一起由蓝田西迁溆浦,1950年和湖南其他中学合并,完成了其历史使命。附中存在十年,师资优良,教育严格而又活泼生动,奠定了人才坚实的知识基础。陈昌笃先生在口述中也反复强调附中教育对其一生影响之巨,并奠定了他日后的学术方向。 
  现已87岁高龄的陈昌笃先生完全是在战火和迁徙中完成中学直至大学时期的教育,当时条件虽举步维艰,但求学奋斗振兴国家之心始终不变。正如联大校歌所唱“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这种“多难殷忧新国运”的精神始终牢系于这一代的学者身上。 
  访谈记录 
  访谈时间:2013年5月17日晚上7点、5月24日上午9点 
  访谈地点:北大中关园陈昌笃先生家中 
  被访谈人:陈昌笃教授 
  访 谈 人:刘萍 
  问:陈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我访谈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老一辈优秀学者的受教育经历,看我国民国以来教育的情况和变迁。来之前,我看了您的简历,知道您是湖南人,1942-1944年曾在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附中就读高中。要不您就先从小学和中学教育谈起? 
  答:我出生在湖南省新宁县,湖南西南边的一个县城。少时读了两年私塾,秀才给我的教育启蒙,读的是四书五经,初中是在当地新宁县的楚南中学读的。高中先是在邵阳的湖南省立六中读了两个月,但感觉不太好,当时国师附中在湖南很有名,所以我就远离家门,考到了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附中。附中教育可以说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问:为什么说国师附中对您影响很大?她的教育具有什么特点? 
  答:当时国立师范学院和它的附属中学都很有名,因为上海、南京失陷,很多优秀的教师都跑到我们那里去了。湖南那时还没被日本人占领,师范学院建在湖南西部的一个山区蓝田镇里面。我们国师附中的校长也不是湖南人,是浙江人,他一方面是师范学院的教授,同时也管理附中,他叫朱有瓛。当时能上附中不容易,首先很难考,招生考试严,另外附中离我家很远,路途也要花些钱。但学校各方面的设施好,有专门的校舍,宿舍是两层的砖瓦楼,一楼房间相对宽敞,条件好些,给老师住,师范学院的一些教授也住在里面,包括国文系主任钱基博教授一家;二楼给学生住宿,我当时就住在楼上。附中老师教学水平高,由于老师有一部分是外地人,接触外面世界比较多,视野宽,教学要求严格,学校学风好。在附中学习生活的几年对我一生影响都很大,甚至影响到我此后的专业选择,因为附中在山区,周围都是树木植物,在野外接触比较多,因此我从那时就开始对植物感兴趣,对植物和环境的关系,也就是生态比较感兴趣。我后来的专业和研究也是按着这个方向在走。 
  问:国师附中毕业,为何会选择西南联大,为何没在国立师范学院就读,西南联大那时在学生心目中地位如何?   答:那时西南联大在全国都很有名,大家都想上。国立师范学院虽然也挺好,但和西南联大相比,它的专业设置和规模还是狭窄,不如西南联大。我中学成绩一直很好,所以我毕业后当然也很想上西南联大。但当时在我们家,如果要上西南联大没有条件。我家有兄弟姐妹四人,父亲抽大烟,家境不好,念不起。 
  问:为什么念不起,是大学学费贵,还是生活费或其他的问题? 
  答:大学学费倒不贵,但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离我家太远了,去那里要坐火车、汽车,穿过贵州再到云南,要花很多钱。家里没条件,我去不了。 
  问:那1945年您如何又能到西南联大读书的呢? 
  答:这中间有一些故事。附中毕业后,西南联大去不了,我就打算上国立师范学院。但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为长沙失守,师范学院和附中后来都从蓝田搬到湘西溆浦县去了。溆浦在支水流域的下游,新宁县在上游。我当时高中已毕业,回到了新宁县家里,家里没钱出路费。我母亲是艰苦奋斗的一位女性,知书识字而且很勇敢,她让我邀几个同学,大家一起步行去溆浦读书。我们同行四个学生都很年轻,也很吃苦,从新宁县一直走到了溆浦我们的母校,200多公里,路上整整走了4天,没有搭乘任何车。到溆浦后,因是抗战时期,美国在中国帮忙打日本,但美军不会说中国话,无法沟通,买饭都买不了,很多事情无法做。所以美军在当地招考中国人当译员,我就前往报考了,其中一个主考官恰好是我在国师附中读书时认识的人。考上译员后,需要接受培训,培训地点就在昆明。我们所有译员先坐汽车到芷江,然后从芷江搭乘飞机直达昆明。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我就这样来到了昆明。 
  问:这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让您免费顺利到达昆明。可是您到昆明后不是要接受培训继续当译员吗?是辞掉译员去西南联大读书了? 
  答:当时坐汽车到芷江时,正是日本投降的时候,到处都在放鞭炮了。到昆明后,译员有专门的训练场所和译员训练班。我们进行了大约60天的英语口语训练,结果因为日本人投降了,美军撤退了,培训完后,译员也不要了。这时我就想到我中学成绩很好,高中毕业考试是学校第一名。我哥哥那时在湖南长沙教书,他知道当时有个制度,毕业班成绩最好的,考试前三名可以保送大学。我哥哥就写信给我国师附中的校长朱友瓛,说我弟弟在班上成绩很好,高中毕业考试第一,是否可以保送大学?结果校长查阅成绩和档案后,同意保送,让我填志愿,我直接填了西南联大,然后我就到西南联大报到读书了。这时一个很巧的机会,没有译员训练班,我也不可能来到昆明,我家里哪有钱能让我跑这么远,到昆明西南联大读书。 
  问:您在西南联大选择的什么专业?西南联大教学及生活情况如何? 
  答:因为有译员培训的经历,所以我到西南联大后,先是选择了英语专业①。联大在昆明市郊,校舍全是土房子,比我就读的国师附中条件差很多。我们住在茅草的土房里,屋里是上下层的高低床,房间面积也不大,一个屋里住多少人也不一定,有时几十个人,有时一二十人,生活很艰苦,吃的也很差。不过吃住都是学校解决,我们也不再交钱。联大的风气比较开放,很多课程可由自己挑选,但所选课程和自己的专业需要有相关性,也不能乱选,选课时会有老师询问和指导。老师教学都很认真,大家学习积极性也很高。 
  问:您觉得西南联大的特点是什么? 
  答:西南联大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自由开放,各种意见都可以谈和讨论。三校合并,各学科的教授汇聚,各种人才都有,大家相互交流很多。教授们经常举行一些学术活动,诸如短期学习班、讲座或座谈会之类的。活动有时以北大、清华或南开某一个学校为主,有时也不分学校,联合开展,由1-2个教授负责。定下后便在学校贴出布告来,在校师生只要有兴趣都可以去听,不限身份,不管老师或学生,是高年级还是低年级的都可以。活动在土房子的教室内进行,听课的人常常需要自带小马扎。活动前,还会唱一遍联大校歌,气氛很是自由活泼。我还听过朱自清的《中国文学》课。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很有意思,也有激情。在此之前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因为接触面广,视野一下就打开了。虽然我在西南联大学习时间不长,但西南联大自由开放的精神,那时的生活一直让我记忆犹新。这段日子对我来说很有激励意义。 
  问:据资料记载,西南联大从1946年5月开始回迁复校,学生分7批陆续启程,直至7月方结束。那么您在西南联大学习应该不足一年是吗?回迁复校情况又如何呢? 
  答:是,我在西南联大大概只学习了半年左右吧。因日本投降了,当时一入学,学校就开始酝酿回迁北京。联大让学生自己填志愿,自由选择去清华、北大还是南开继续学业。那时候清华名气大,加上受国师附中野外活动经历影响和老师的建议,我就填报了清华大学地学系。1946年春夏间,学校派汽车一批批运送学生,汽车从云南昆明穿过贵州,送到湖南长沙,那时整个长沙城都被日军烧了,一路战后破败的凄凉景象。在长沙我们再换乘火车到武汉,当时在武汉汉口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要等船去上海,但没有船,那时武汉天气已经很热了,热得没办法时,我们就在旅社拿凉水往身上浇。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后,从上海再坐船经山东半岛到天津,再由天津坐火车到北京。一路颠簸加上晕船,很辛苦。饮食都很简单,我记得在车行到贵州时,在当地县里的饭馆吃饭,上来的菜全是蛋,炒鸡蛋,炒鸭蛋,煮鸡蛋,很有趣,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北京火车站那时在前门,终于到北京时,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在前门车站来接我们的是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岱孙①先生。 
  问:从昆明西南联大到北京的清华大学后,感觉教育上有差别吗?能谈谈清华学习期间给您印象比较深的特点又是什么? 
  答:清华和联大时期的教育差不多,延续了当时的教学,学术气氛类似,感觉区别不太大。在清华,师生间交流多,感情好。校园里时有见到梅贻琦②校长走在路上,我们学生都觉得他很亲近,和他没有隔阂。师生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他谈,梅校长老老实实,认真和学生说话。没有架子,不像有些校长架子很高,不愿见人。清华老师做研究用功,我住的清华宿舍,对面是生物系的办公楼,远远望去三楼有一盏灯始终亮着。那就是我后来在中科院植物所学习时的老师,我一直敬念的吴征镒③老师的办公室,他可以说是我国植物学第一人。当时吴老师不是我们地学系的,但我读过他的文章,那时便认识他。吴老师治学严谨,做学问非常刻苦勤奋。夜很深时,办公室窗户依然有灯光,一大早灯又会点亮,茫茫黑夜中每当看到那盏灯光,我就知道吴老师还在努力学习工作,我常常在临睡前,早上醒来时,习惯性地远望那扇窗户,那盏灯光让我很感动,给了我为学的指引和激励。我对吴老师非常敬佩。清华学生和教授之间感情丰富,关系亲近,经常就学术问题进行交流。后来我1953年研究生毕业后到北大教书,北大的师生关系就和我在清华时不太一样,没有那么亲近。  问:您清华本科毕业后,就直接继续攻读中科院植物所的研究生了? 
  答:本科毕业后,我先到南开中学教了半年地理学。随后又重回清华读研究生,但总觉得专业方向和自己的兴趣点不是特别吻合。正好中科院侯学煜④老师来清华讲课,他的研究方向我更感兴趣,我和他也逐渐熟了,后来就跟着他到中科院植物所攻读植物生态学研究生。候先生为学严谨,强调做学术研究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严禁抄袭伪造。强调多实践,主张学生到野外去,去读大自然这本无字天书。但是到野外考察不要乱来,凡事都要认真负责,谈问题必须根据自己亲自的调查研究,决不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候先生教导学生很严格,我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和他接触很多,他严谨的态度让我记忆犹深。候先生虽然已经逝世了,但他教我的东西我永远记得并经常怀念。他的为人治学都给我很大影响。 
  问:您在1957-1959年和1981-1982年期间,分别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行访问研究,这两段不同国家的学习经历,对您有什么影响么? 
  答:从我的学术发展来说,苏联这两年的学习和老师的教育非常重要,使我未来的学术方向更加明确。去美国访学的时间则不长,只有半年多,而且那时我已经50多岁了,主要是在亚利桑那大学干旱区研究室进行荒漠植被研究,做学术交流,扩大视野。 
  50年代,中国那时到美国留学进修得少,很多都是到苏联学习,每年有一大批人。我当时在北大工作没几年,就去了苏联进修,在列宁格勒大学①跟着谢尼阔夫教授学习生态学。我之前主要掌握的是英语,去苏联前学了一点俄语,但也不熟练,到苏联后才一步步加强。谢尼阔夫教授他每个礼拜三天在学校,三天在家里,他家在列宁格勒郊区,一栋山里的房子。由于沟通的问题,所以我和谢尼阔夫教授个人接触的机会并不像和国内的导师那样密切。但他是一位严格的科学家,带学生非常认真。我在苏联两年跟着老师考察了很多地方,在苏联各地跑。在山里采标本,认识植物,考察时认真做记录,回来向导师汇报。去苏联之前,在国内野外考察时,很多东西就是看一看,目的不是很明确,但是在苏联,老师把你带到野外后,看到植物,会告诉你这个植物长在什么环境、什么土壤,每个植物都会一一告诉你,会告诉你如何研究植物和环境的关系,如何分析问题。国内没有如此详细。苏联那时的生态教育比我们强,苏联的中学生,对学校周围的植物全都认识,他们每到周末和假期,都到森林里认识植物和野餐,但国内没有这样的教育。苏联的这些研究方法和教育对我影响很深。我这一辈子,对我学术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侯学煜先生,一位就是苏联的谢尼阔夫教授。 
  参考文献 
  [1]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修订版): 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M].铙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①陈岱孙(1900 -1997年),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1928年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1945年11月,先期回到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安排返校师生的安置事宜。1953年10月调入北大经济系。 
  ②梅贻琦(1889-1962年),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抗战时期,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复校,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至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1955年由美国去台湾。 
  ③吴征镒(1916-),中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植物区系研究的权威学者。1937年清华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40-42年在西南联大师从张景钺教授攻读研究生。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学部委员),2007年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④侯学煜(1912-1991年),我国著名的植物生态学家、地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193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1945-1949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0年回国参加建设,在中科院植物所任研究员,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学研究机构——植物生态学研究室并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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