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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那些人那些院系之四:西化的经济系

时间:2016/6/13 9:40:31 来源: 作者:易杜强 点击:749
联大的语言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研究都继承了本国的学术传统,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都是外来的学科,缺乏根底。比如吴晗,他是清华学士,却能成为公认的明史权威;然而,要是未能在国外至少拿到硕士学位,联大没有哪位社会科学家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此外,在融合中外理论,利用西方学术阐释中国传统方面,社会科学家也比人文学者稍逊一筹。结果,他们所传授的大部分知识,要么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么与海外情形关系密切,与中国实际反而较为疏远。经济学系就是一例。


联大的语言学、文学、史学和哲学研究都继承了本国的学术传统,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都是外来的学科,缺乏根底。比如吴晗,他是清华学士,却能成为公认的明史权威;然而,要是未能在国外至少拿到硕士学位,联大没有哪位社会科学家能够取得骄人的成绩。此外,在融合中外理论,利用西方学术阐释中国传统方面,社会科学家也比人文学者稍逊一筹。结果,他们所传授的大部分知识,要么是高度抽象的理论,要么与海外情形关系密切,与中国实际反而较为疏远。经济学系就是一例。
联大经济学系的故事与系主任、清华的陈总交织在一起,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叫陈岱孙。1928 年,他担任清华经济系主任时,该系创办才两年,但学生已由8人增至95 人。在他的主持下,清华经济系持续发展,1936 年学生人数达到顶峰,有148 名。战前九年,清华经济学系比其他任何学科都培养了更多的毕业生。在联大,经济学系更是受到大批学生的追捧。除了它所隶属的法商学院,经济系学生人数基本上超过联大其他任何一个学院学生人数的总和。
这自然跟现实有关。为处理经济问题,中国统治者需要制定经济政策,不少朝代都留下了“食货志”之类的著作。尽管如此,作为一门以科学为导向的独立学科,经济学确是西方的舶来品。陈岱孙及其大多数同事都拥有美国学位。因而,美国信条至高无上。1981 年出版的一本书对抗战前清华经济系的课程设置作了如下描述:
各门课程几乎毫无例外都采用美国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几乎绝口不提,只在有的课程中有零星的“介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也只是在《经济思想史》一类课程中做些介绍;绝大部分课程都是介绍各种流派的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全系最重要的《经济学概论》这门基础课,长年用美国费尔切(Fairchild)等人的教科书,它主要以英国“新古典派”阿· 马歇尔的理论系统为基础,讲授的理论是以“边际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杂糅而成。
 
陈岱孙称本系培养的学生“于我国实际状况,有相当之了解”,该书编撰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句空话”,这个批评有一定道理。
战争期间,新经济理论的来源从美国转向英国,相应的,这个系的知识结构有所变动。几位刚从英国获得学位的年轻人加入经济学系教师队伍,带来了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使得该系的思想风潮由战前的自由市场模式转向“统制经济”理论。与抗战前相比,古典理论和新古典理论也占据了更多的席位。总之,经济系的课程是以英美资本主义思想为导向的。
 
陈岱孙
英美资本主义也是对陈岱孙思想的恰当描述。陈岱孙是清华—美国联合培养的人才。从清华学校毕业后,他相继取得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博士学位。高硕英俊,笔挺干净,陈岱孙经常一身西式夹克和灯笼裤,颇为引人注目。有时,他会穿上中式短装,这使他看上去更加儒雅。到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使他无力购买西装,才不得不换上一袭长袍。他举止持重,谈吐谨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使学生觉得他是个冷漠的贵族。他不苟言笑,言谈简洁到极致。鼻梁稍歪,嘴角明显下搭,使他那令人畏惧的外表更加突出。至于下唇右撇这一特征,有些人认为是由于经常抽烟斗所致,另一些人则将其归因为遗传。
经济系学生排队注册时,都会见到他们敬畏的系主任。他们发现,在他庄重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善良友好的心,他们也了解到,这位系主任堪称愚蠢之徒的“克星”。一次,有个学生交给他一份班级计划表,其中“国际贸易”四字有个错别字。陈岱孙指出错误后,那个学生交给他另一份计划表,却冒出了另一个错别字。这样,陈岱孙就把“国际贸易”划掉,在旁边写道,“大一国文,三学分。”5 他的性格很适合行政管理工作。寡言少语,行事果断,令人敬畏,他把各种要求减到最少。难怪,有位校友赞赏道,经济系学生最多,问题却最少。
在课堂上,陈岱孙条理清晰、稳重得体、细致周密。总是上课前五分钟到教室,板书当堂课的纲要和英语参考书目,上课铃一响,即准时开始讲授。讲演从容不迫,逻辑清楚,解释准确到位。到了学期末,专心听讲、勤于笔记的学生只要把课堂记录稍加整理,就是一本简明教材。由于上课地点相距较远,或因为上一堂课延时,学生往往会迟到。这时,他会言简意赅地概括迟到者所错过的内容。一般不必提问,学生就能听懂讲授;不过,如有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准确清晰的答复,这是陈氏授课的特点。然而,如果有学生第二次问相同的问题,他可能会叫道,“那么笨!”
他给经济系大一学生讲授“经济学概论”,这是一门必修课,来自外系的听众使原本座无虚席的教室更加拥挤了。他采用菲尔柴尔德(Fairchild)、弗内斯(Furniss)和巴克(Buck)合著的《经济学概论》作为课本,这本书作为教科书已颇有年头,但是内容相当可靠。“公共财政”主要使用中文教材,其中包括何廉与他人合撰的《财政学》,以及塞里格曼(Edwin R. A. Seligman)的研究成果。陈岱孙时常教导学生,在经济组织和经济生产方面,中国还须大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但他也保存着中国观念,强调公平分配,避免贫富分化。
陈岱孙的私人生活引来了诸多猜测。由于昆明生活单调,作为一个温文尔雅的单身汉,他便成了“长舌妇们”热衷讨论的对象。直到今天,有些校友还宣称十分清楚陈氏的风流韵事。1980 年,在拜见他时,我漫不经心地问,像他这样的单身汉在战争期间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经常打桥牌,”他回答。当我把他的话复述给他以前的一位学生时,那个学生评论道,“那说明他有一位伴侣。”
 
陈岱孙的同事
同陈岱孙一样,联大其他经济学家都曾在美国或英国留学,偏向外国理论甚于中国实践。到毕业为止,联大经济系学生需学习统计学、货币银行、公共财政、经济史和国际贸易,同时要读如下著作: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经济分析》、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的《价格理论》、奥基(Frederic A. Ogg)的《欧洲近代经济发展》、奥林(Bertil Ohlin)的《区域贸易与国际贸易》,还有陶辛格(Frank W. Taussig)的《国际贸易》、卢兹(HarleyL.Lutz)的《公共财政学》和凯斯特(Roy B. Kester)的《计量理论与实践》等。虽然老师和学生可能几年以后才能读到最新出版的图书杂志,但他们发现,后来在哈佛、哥伦比亚或伦敦经济学院进修时通常都很随意自如。
赵迺抟与陈岱孙职位相当,他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赵氏曾在威斯康辛投身伊利(Richard T. Ely)门下,却在哥伦比亚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导师是制度经济学的倡导者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在北大和联大,赵迺抟以著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为榜样,自诩为“中国的马歇尔”。有些学生干脆称他为“赵歇尔”。
身为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赵迺抟仍然保持着中国人的作风,穿着也不洋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至少在昆明有一段时间是如此。他的国语带着杭州腔,常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古典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传统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有个学生最喜欢上他的“经济思想史”,发现这个老师“很不时髦,有时还非常可笑”。8 按照他的马歇尔原则,及其回首过去甚于展望未来的性情,他喜欢小企业胜过大企业,因为他认为前者更能适应恶劣的环境。
作为一名教师,赵迺抟和陈岱孙一样条理分明,但他不像陈氏那样优雅。有个同学回忆,他讲课“好像背书似的”。检查笔记时,学生发现每个钟头所记的内容长短几乎一模一样。9 不过,由于博学和刻苦,他获得了普遍的尊敬。为躲避空袭,他在上午八点到十点授课。每天早晨,从岗头村走四英里路进城,晚上再走四英里路回家。10上课出勤方面比较宽松。在学期初,他宣布期间会点三次名,“第一次你缺席,我会假定你去了重庆;第二次,我会假定你去了桂林;第三次,我会假定你到滇缅公路做生意去了。”在不容易跟教师打成一片的经济系,他被认为很是平易近人,师生关系也比较密切。
赵迺抟在北大的同事及念研究生时的同学(哥伦比亚硕士)秦瓒负责讲授“高级财政”和“中国财政史”。同赵迺抟一样,秦瓒也以善于组织闻名,授课条理明晰,层次清楚;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上,他们意见不一。秦瓒对《周礼》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井田制——很感兴趣。1980 年,我找到秦瓒的时候,他还在昆明,当时已是云南大学的退休教授,对乌托邦体制的热衷却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详细讲解了《大同书》里由康有为普及的人类大同观念。与他闲云野鹤般的朋友刘文典一样,有时候他一学期只上几个钟头的课;而他一旦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讲一分钟。(他评分很宽松,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某些课没上所造成的后果。)他很可能不怕被解雇,因为在联大普遍贫困的教师当中,他是最有钱的一位,只有法律系的芮沐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后者有利润丰厚的私人事务所作为支撑。据说秦瓒的经济来源在于他持有个旧锡矿的股份,那个矿是他父亲在云南做官时投资的。该矿在战争期间生意兴隆,使秦瓒成为联大唯一拥有私人黄包车的教授。
秦瓒对井田制很感兴趣,赵迺抟偏好小型经济单位,陈岱孙倾向中国人的分配制度,在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联大经济学家的内心里,我们可以找到传统中国价值观的残余。然而,总的说来,他们几乎没有尝试把这些观念与西方的学术原理融合为系统的理论。相反,这里所看到的是受过西学训练的学者以奇怪的方式对中国身份的再次肯定。
第三位拥有哥伦比亚硕士学位的北大资深经济学家是周作仁(不要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混为一谈,后者在日本侵华期间仍待在北平)。他身体孱弱,总是戴着线帽,戴金边眼镜,蓝布长衫上到处是粉笔灰。跟赵迺抟一样,他也住在城外,过着艰苦的生活。有时候,学生看见他背负很多大米,步履蹒跚。他勤勉认真,但缺乏创见,不过从前的一位学生为他辩解,说他的“货币银行”就是“一门很重要的基础课”,而这种课不允许授课者海阔天空任意驰骋。
周炳琳是第四位北大—哥伦比亚团体的成员,走的是周作仁的路子——北大学士,哥伦比亚硕士——不过,他后来还到伦敦经济学院和巴黎大学进一步深造。在学术知名度上,他不如周作仁,但是在教学的呆板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保证所有课程都使用英文教材。在高级经济理论班上,他几乎是逐页朗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系办公室里,他和几名学生坐在一起,这样他们无须仰视他,听他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逐字阅读马歇尔。他携着一沓英文笔记和修“经济思想史”的学生见面,这门课阅读和翻译轮流进行。因此,学生把他的课戏称为“大三英语”。
在学生时代,周炳琳是五四运动的骁将,后来仍参与政治活动,处理北大和公共事务。他秉公廉政,不畏权贵,享有盛名。对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思想控制、孔祥熙及中央训练团,周炳琳都不假辞色,照样大加挞伐。然而,在“一二·一”运动中,他却成为联大学生罢课的主要反对者。
在经济学教授中,最枯燥无味的授课者要数清华的萧蘧了。他教“国际贸易”和“经济学概论”。他讲课总是充满细枝末节,“你打盹十五到二十分钟,醒来后他还在原处不动”。每节课开始的半小时一般用来复习上节课的内容,于是一些同学迟到半小时,另一些同学则早退半小时,他们都自信不会错过授课内容。不过,学生们禁不住同情这位萧老师。萧蘧为人和善,战时的通货膨胀使得他的大家庭一贫如洗。上课穿的衣服都很破旧,缝缝补补,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地方。他说——由于激动而哽咽——“今天我教你们,可是我却没钱让自己的子女念书,你们却不好好念?”他的话打动了不少学生,但要让他们一直坐到下课铃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方便学术研究,也可能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萧蘧于1944 年离开联大,就任中正大学校长。
经济系学生最担心的课是杨西孟的统计学。他是密歇根大学硕士,也是杰出的北大教授。不过,杨教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学生的数学水平与他不相上下。他讲授的基础课对于那些已学过微积分的同学已是一个挑战,何况高级课程,即使是高年级学生,那也都是一堆符号和方程式。一位校友代表回忆,“对于我们来说,那全是希腊语。”战争结束时,杨西孟四十四岁,在一群更年轻的经济学家当中俨然一位长者。这些青年经济学家超越了本系的理论导向,积极尝试运用知识解决当前的政策问题。利用计量手段,杨西孟建立数据库,对重庆政府的财政政策提出异议。
伍启元是杨西孟最亲密的同事。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备极推崇。为抑制恶性通货膨胀,他主张控制物价,征收累进利得税或没收富家财产。伍启元是一位兢兢业业的经济资料收集者,他把塞得满满的文件夹和笔记——经济分析的原始素材——带到课堂,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他的广东腔过于严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学生难以听懂。他认为自己在谈论“匠师”时,学生听到的却是“作死”。对于他和杨西孟来说,这尤其不幸,他们有那么多知识可以传授给学生,却不能相互交流。
伍启元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后,于1939 年加入联大。他是战初从英美留学归国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他们密切关注现实问题,并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分析问题。戴世光(密歇根硕士,哥伦比亚博士)就是其中之一。他教“统计学基础”,同时在位于呈贡的人口研究室担任陈达的副手。因为很多学生畏惧杨西孟数学导向的统计学,戴世光具有实用倾向的统计学便成为他们的另一种选择,因而深受欢迎。戴世光和同事杨西孟、伍启元及云南大学人类学家费孝通一起,就社会和经济问题发表尖锐的批评,他们的意见刊登在1945 年的《大公报》上。
在年轻的教师中,特别突出的还有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滕茂桐(伦敦经济学院1941 年理学硕士)和徐毓枬(剑桥大学1940 年博士)。他们让联大的学生知晓了最近的经济学理论。滕茂桐介绍了庇古(Arthur C. Pigou)和琼·罗宾逊(JoanRobinson)的观点,并把indifferencecurve 译成“无所谓曲线”。徐毓枬使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了解到凯恩斯充分就业的思想。
虽然南开专攻经济学,但它在联大经济系仅有一位代表——丁佶。丁氏1940 年10 月4日溺水身亡,他所担任的必修课“初级会计”遂由一位枯燥乏味的年轻同事和昆明银行的职员讲授,但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填补丁佶留下的空白。
总体而言,联大经济系学生并不是为了逞口舌之快而学习“死气沉沉的科学”的。大批学生选择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找工作。战争时期,银行、企业和政府机关都争相录用经济人才。证书上带有“经济”字眼的学生没有理由担心毕业后会挨饿。1939 年,仅中央银行就要走了联大经济系十位毕业生。
为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经济系学生努力寻找系统性的答案,但这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论他们的出发点是马歇尔原则,还是凯恩斯思想,联大的经济学教授并非理论家。即使到抗战结束,极其糟糕的形势迫使他们批评官方政策,但大多数人仍像技术官僚改革者一样处理中国的问题——如胡适所说,“点滴努力,得寸进寸。”当历史系的吴晗和中文系的闻一多走向左倾时,经济学系却没有一位教师动过马克思主义的念头。
有的联大经济学家还试图通过边际效用理论来驳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马克思错误地认为价值取决于“供应方”(生产者),而实际上取决于“需求方”(消费者)。偶有学生无意间闯进系主任的办公室,要求指导阅读马克思理论,这时陈岱孙总是推荐一本入门读物——用英文写成的《马克思:学生读本》(The Student’s Marx)。但在课堂上,他的经济史从亚里士多德一直讲到凯恩斯,却只字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父。在联大所有科系中,要数经济学系的英美化程度最高,但在该系却找不到这位德国激进主义巨人的位置。经济系毕业生拥有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就业前景,如果纯粹是为了探究思想的火花,那躁动的知识青年只好远离经济系另觅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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