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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那些人那些院系之二: “教授之教授”及其他

时间:2016/6/7 12:00:56 来源:琴剑楼 作者:xnldjt 点击:341
如果几位中国史教授在抗战初期没有早早离开联大的话,无疑会留下更深的印迹。其中首屈一指的是陈寅恪。他是清华的资深历史学家,由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是20 世纪中国学界的顶尖人物。

如果几位中国史教授在抗战初期没有早早离开联大的话,无疑会留下更深的印迹。其中首屈一指的是陈寅恪。他是清华的资深历史学家,由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是20 世纪中国学界的顶尖人物。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书香门第,辛亥革命时期负笈海外(主要是哈佛、巴黎和柏林),而在此之前,他就被视为研究本国文化遗产的权威。20 年代初回国时,他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和几种仍在使用的欧洲语言,此外他还会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有位传记作家说,陈寅恪能够用“大约十三种文字”阅读,但他以前的一位学生、后来的同事向我保证,陈先生懂得的语言还不止这个数。不久他加入清华,与梁启超和王国维并称“三大导师”。
实际上,几乎没有学生够资格选修他的第一门课——“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那些修课的人也未必听得懂。(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会援引藏文和梵文,对于突厥文,他也是张口即来。)到清华任教不久,他就被称为“教授的教授”。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黻在内的同事都去听他讲课,远近的学者对他肃然起敬。日本汉学家和田清(Wada Sei)在孙毓棠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后,立刻豁免了孙在东京帝大的入学考试,并允许这位青年进入研究生院。
陈寅恪贯通中西,淹博古今,但他很谦虚,曾表示“吾不敢言秦汉以前之事”,还把授课范围限制在魏晋隋唐时期。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藏文、梵文和突厥文的材料,他不得不降低授课标准,但即便如此,听得懂的学生仍凤毛麟角。他讲课并不以引人入胜见长:因为身体虚弱,眼力不济,他闭着眼睛授课,说话慢条斯理,时常转身板书,从来不看学生。他喜欢在家里指导三四位天资聪颖的学生,在这几个小时里,他会侃侃而谈。虽然影响限于几位同事和少数学生,但他的存在本身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而这正是国难时期委托联大予以保护的重任所在。
就整体而言,联大的西洋史专家比中国史学者逊色。在西洋史学者当中,没有可以和陈寅恪相颉颃的文史大师,没有人像钱穆那样融会贯通,也没有人像雷海宗那样富有理论创造力。不过,有一位教师在辛辣的讽刺方面,与吴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就是皮名举。皮氏乃朗格(William L. Langer)的得意门生,湖南人,又高又瘦,声音洪亮,胡子拉碴。与吴晗不同,他对任何人任何事,从共产主义到基督教的意识形态,都毫无顾忌,极尽尖酸奚落之能事。他告诉学生,活字印刷的发明非常重要,因为它使人们可以把“God”变成“Dog”,把“Dog”变成“God”。如果有学生想弄明白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如何独揽霸权,他会建议他们去观察联大校长。他说,“要是你能弄懂梅贻琦,那就能弄懂恺撒。”
如果说,对温和谦逊的梅校长的刻画不尽恰当,那么他对独腿教务长潘光旦冷酷的挖苦,就更是如此了。他说,“上帝使盲人复明,使体弱者恢复健康,而潘光旦信奉基督这么多年,还是三条腿(一条真腿,一条木制义肢,和一根拐杖)。”
不能忍受皮名举这种态度的学生,便选择转到另一个班学习西洋史。这个班由皮名举在南开的同事蔡维藩负责,他为人和善。在选课方面,同体贴和蔼的蔡维藩相比,冷漠蛮横的皮名举仍很有竞争力,这是因为,蔡维藩还不太像一位学者。虽然上课教室人数爆满,但蔡维藩(金陵大学学士、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并没有得到教授和学生的认可”。一位从前的同事这样写道,“其实,他的学识与本科毕业生几乎处在同一水平。因此,他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教授交流。”另一方面,在同事看来,皮名举在清华和哈佛受过教育,“学识渊博”。作为一名教师,他极受尊敬。虽然如此,在抗战结束前,皮名举离开联大,去了湖南大学。
刘崇(威斯康辛学士、哈佛硕士)是第三位具有南开背景的西洋史教授,不过他后来去了清华。他研究西方近代史,待人和蔼可亲。作为一位热诚的爱国者,
他也在报刊上发表评论:美国人为本国士兵的安全担忧,中国却把那些戴着镣铐的不幸的农民派往前线。
虽然当时还没有发明“区域研究”的说法,但有几位联大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异域”研究。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翻译过甘地的自传,以研究敦煌石窟闻名于世,在联大教印度史和西域史。王信忠拥有清华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学位,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近代中日关系,还为当地报刊撰文解释日本外交政策。历史系系主任雷海宗同意传教士兼业余史学家吉尔伯特·贝克(Gilbert Baker)讲授英国史。贝克的教堂在文林街上,是联大社团课外活动的一个中心。此外,还有白俄贵族噶邦福(Ivan Ivanovich Gapanovich),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被聘为清华教授,教历史编纂学、古代史和俄国史。当学生向其他教授请教政治意见时,噶邦福会说:“别把我当做外国人,中国的事情,我也懂。”这是从马可·波罗时代起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共同感受。

历史系
 
三所大学联合,给联大带来名目繁多的历史课,这些课涵盖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比战前任何一校都全面。联大前六年,工学院之外的所有大一学生都必修一年的中国通史,到了1944 年工学院也包括在内——据说,工科毕业生对历史一无所知(据报道,有些学生连鸦片战争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1940 年以后,由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在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讲授中国通史。三人不同的风格、思想和教学方式,突显出联大的兼容并包。
 
雷海宗
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理学院学生庆幸自己被分在他的班上,而别的学生也企图混入这个班。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连门窗外都挤满了旁听者和过路人。还好,他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雷海宗记忆力惊人,授课时不带片纸只字。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他都能信手板书;而他讲中国通史,说到皇帝、大臣和文人,他如数家珍。学生会记下每一句话,因为雷海宗的小测验要求掌握准确的史实。然而,他绝不是书呆子。对他而言,史实细节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而他就是一位建筑大师。有个学生记得,雷海宗讲述的纲要像是从他嘴里“迸”出来似的,细节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谈到特别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他简直是在表演。
一位从前的同事这样形容雷海宗:“与其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作为唯一一位痴迷史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元史学(metahistory)的联大学者,他以如椽大笔在巨幅帆布上描绘盛典。他热衷分析文明的兴衰。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公元383 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周期。他在《文化形态史观》(与云大的林同济合著)中阐述的宏大理论,最初曾在联大课堂上讲解过。
雷海宗首先是个理性的人,待人处事都很镇定冷静。他赤诚爱国,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民族主义者,而不是沙文主义者。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欧洲史博士学位,用英语教材(其中之一是他的老师詹姆斯·维斯特佛·汤姆森[James WestfallThompson]的著作)讲授中世纪史,经常用英语板书,但上课时不像某些留洋归来的学者那样不时穿插几句英语。他曾对一位即将出国深造的青年历史学者说,如果要保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华文化,就应该和中国人结婚,继续用母语写作,通过阅读冯友兰等人的著作维持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这些著作不无瑕疵。1946年,他坦率直言,坚决认为苏联出兵满洲延续了沙皇俄国帝国主义的做派。同别人辩论时,泪水从他的脸颊上滑下来,爱国热忱压倒了理性,这是一个罕见却发人深省的例子。
对于琐碎的文本解读和“断简残编”式的文字学研究传统,雷海宗颇不以为然,他更强调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整体理解。他呼吁学者撰写具有时代感的文章,彰显时代精神。1940 年,他出版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为这种学术方式树立了榜样。在这本书里,他批判了传统的“纯粹的文德”,并期望中国因二战而走向“军事复兴”。
后来雷海宗逐渐右倾,最初是在思想观念上,接着是在政治上。1939 年,他加入了包括极右剧作家陈铨和云大政治学家林同济在内的团体,出版《战国策》。通过这个刊物,他和同仁采用“力的政治”来分析国际事务,有时候甚至走到支持右翼集权分子、拥护轴心国的极端。钱端升的《今日评论》停刊后,雷海宗撰写简短的时事评论,以这种方式支持更为保守的后继刊物——《当代评论》。到40 年代后期,他明显处在反对共产党、拥护现政府的阵营,成为国民党清华党部的一员。但是,他从未因此阿谀奉承过执政党。1943 年,他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诸多败笔中,最大的错误就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的谬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吴晗
吴晗是雷海宗的同事,他衷心赞成过去乃今日之镜鉴的观点,但那些镜鉴绝不是《中国之命运》所能阐发的。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两人的思想取向大相径庭,吴晗年轻,比较激进,雷海宗年纪大一些,比较保守。吴晗专攻明史,刻意影射现实。在他看来,明朝末年,帝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官吏贪赃枉法,太监肆意妄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爱国士人和反叛的农民,这一切与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极其相似。除了中国通史,他还讲授宋元明经济史,以及司马光的通史著作——《资治通鉴》。吴晗借古讽今的做法并不局限于明史。当他怒斥汉代“外戚干政”时,只有最愚蠢的傻瓜才听不出这尖锐的讽刺是指向宋子文、孔祥熙和蒋介石本人的。他的通史课由于尖刻的嘲讽而富有生气,吸引了大约五百名学生,这么多人只有食堂才能容纳得下。
吴晗能够在选课的学生之外吸引很多旁听生,靠的是教学技巧和政治倾向,而联大向来以高标准严要求著称,这所大学的学生绝对不是照本宣科就能敷衍过去的。作为一位始终待在清华的才子,吴晗绝不同情那些学术水平不高的人。虽然学生认为他过于严厉,但他们仍很尊敬他,因为在最贫乏的条件下,他还能保持甚至提升学术水准。为了治疗妻子的结核病,他把藏书卖给了清华图书馆。他笔耕不辍,写朱元璋传,写历史随笔(后来收入《历史的镜子》),还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政治评论。
作为教师,他颇受欢迎;作为学者,他水平颇高。尽管如此,吴晗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同事当做一名外来者。他出身贫寒,又是研究中国的历史,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像其他同事一样出国留学。19 在云南大学当了好几年教授之后,吴晗在昆明重新加入历史系,清华这才把他评为教授。
 
孙毓棠
吴晗的清华校友孙毓棠则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集历史学家、文人和业余诗人于一身。他一袭刺绣长袍,身材颀长,英俊潇洒。卢沟桥事变后,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他在东京帝大受到历史学专业领域的良好训练,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也颇有造诣,还通晓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
在学术道路上,孙毓棠综合了本国的学术传统和西方的治学方法。1938 年冬抵达昆明后,他写了一本关于东汉创立者刘秀的小传。这本著作受到了传记作家林顿·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和艾密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尤其是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的影响。后来,他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以施亨利(Henri See)和陶希圣为楷模,前者曾撰文讨论18 世纪法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后者属于国民党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是汉唐之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1943 年,他的论文结集出版,题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
对联大学生来说,孙毓棠的另一个身份更广为人知——他是昆明著名女演员凤子的丈夫。他们的厅堂经常举办各种沙龙,聚集了昆明文艺界的精英。凤子是《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孙毓棠则是史学副刊的编辑。这个阶段,正是凤子演艺生涯的辉煌时期,她很快成为昆明最有名的女演员。孙毓棠随她走进剧院,并指导她演出曹禺的《原野》。然而,战时中国的戏剧中心不在昆明,而在重庆。于是,凤子前往这座陪都,孙毓棠则留在昆明研究学问。
 
钱穆
孙毓棠成为第三位讲授中国通史的三人小组成员时,他接替的是钱穆的位子。钱穆最多只接受过师范学校的正规教育,以小学教师身份开始其职业生涯。在中学教书时,他的论文就发表在《燕京学报》上。这引起了胡适的注意,他把钱穆提拔到北大担任副教授。虽然在联大执教的时间不长,但风采依然,声誉不坠,他讲历史故事总是让人着迷——这需要非凡的才能,因为他的乡土口音很重,讲得好,学生才能听得懂。
钱穆以讲授和研究儒家思想史闻名,他为传统文化辩护,反对盲目西化,这也为他赢得了名声。他的观点与雷海宗的保守主义迥然有别,雷氏的观念根源于他对政治权力客观理性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雷海宗还是钱穆,他们的观点都受到战争的影响。钱穆广为流传的通史教材《国史大纲》(1940年),写于日本侵略期间,据说“夸大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贬低了异族王朝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文章来源:《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文/易杜强,感谢九州出版社授权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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